作者 吳曉波

　　就在兩會召開期間，海關總署公布了2016年2月份我們的外貿數據，其中出口數據下滑了20%，這是2009年5月份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最大的一個下滑速度，所以在兩會期間引起了各界惶恐。中國的外貿出口數據下滑已經持續將近20個月了，進口數據下滑也超過了16個月，所以在所有經濟數據里面，外貿這架“馬車”的前景是最讓人擔憂的。我認為，如果用傳統的1998年以來的“中國制造”的這個路徑，要再往前走，現在看來走不通了，所以外貿必須要發生一個戰略性的選擇。2014年底以來，我們看到了一種模式叫做自貿區模式，也就是說希望通過開辟一個外貿特區窗口的方式，政府通過減免稅收和國家對等之間的稅收優惠的一種方式，能夠為中國的外貿企業打開一個窗口。

　　2015年我在調研過程中，看到一個新的外貿模式叫做跨境電商模式。去年3月份，國務院確定杭州作為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到了12月份的時候，有12個城市加入到了綜合實驗區的這個模型里面。過去一年里，阿里巴巴、慧聰、敦煌等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外貿平臺，在國家戰略情況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認為“十三五”規劃期間，很可能以杭州綜驗區為代表的新型跨境電商模式會成為中國外貿一個非常重要的新亮點。

　　跨境電商模式和過去的電子商務B2B模式一個最大的區別是，第一，政府成為了中國外貿出口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在杭州綜驗區可以看到，很多跟外貿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比如說海關、檢驗檢疫局、工商局、銀行等等，這些機構把對外貿企業的服務搬到了互聯網上，建立了一個一口的通關平臺，那這個好處在哪里呢？最大的好處是簡政放權。外貿企業不再需要通過尋租的方式，天天為了退稅、套匯的問題糾結，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李克強總理上任以來一直講要簡政放權，要讓政府由一個審批型政府變成服務型政府，這樣的一個行政改革的訴求在跨境電商的實踐中，我們看到很大的推動。所以說，制度的變革有的時候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更重要的是，當所有的數據都通過互聯網的方式進入到一個平臺以后，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景象，就是大數據出現了，中國外貿的真實的大數據。一個企業這個月出口了多少商品，這個商品出口到哪個國家，這個國家的買家對這個商品的評價到底怎么樣，然后資金流進和流出現狀怎么樣，通過大數據的方式開始出現了。當大數據開始出現的時候，那些外貿的服務型企業，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就具有了新的功能，他們可以通過大數據參與到中國整個外貿的一個發展速度中，然后可能提供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說阿里巴巴提供了E拍檔、信保等等的一些新的工具，這是我們在外貿的一個最大的突破，我們第一次開始用信息化革命的手段改革或者革命我們的外貿業。

　　從去年3月份以來，以杭州綜驗區為代表的中國的這些試點單位，他們的外貿數據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去年杭州外貿增長5%，是所有省會城市里面增長最快的，其中很大部分就來自于綜驗區的改革。而且兩會之前，商務部也在杭州開過一次現場會。所以，跨境電商進入外貿的運營格局中，我們會看到新的亮點和新的春天。很可能從2016年兩會以后，我們會看到一個新的景象，也就是所有關心中國外貿和從事中國外貿業的朋友們開始要關心一種新的外貿模式的誕生——它叫做跨境電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