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兩孩”實施一年，多生了131萬人。但調查顯示——

　　養娃成本太高 七成不愿再要

　　本報記者 李紅梅

　　目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滿一周年，政策反響如何？是否符合預判？1月22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召開新聞發布會，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婦幼司司長秦耕介紹，根據國家統計局1‰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全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根據衛生計生統計數據，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為1846萬人，兩孩政策效應初步顯現，符合預期。

　　2016年出生人口達到2000年來最高水平，兩孩比重占全年出生人口45%

　　楊文莊介紹，2016年是實施全面兩孩政策的第一年，也是實施單獨兩孩政策的第三年，出生人口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比2015年的出生人數1655萬，多了131萬。

　　“200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771萬人，之后下降到2002年的1647萬人。2003年到2013年這十年間，出生人口始終在1600萬上下波動。”楊文莊說，2014年以來，伴隨著生育政策調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顯增加，尤其是2016年，超過了1786萬，是2000年以來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時期年均增加了140萬以上，所以政策實施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

　　楊文莊介紹，生育政策調整完善，帶動了兩孩出生明顯增加。2013年以前，兩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占比始終保持在30%左右。2015、2016年，兩孩及以上占比超過了45%，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

　　根據之前的測算，“十三五”期間是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特別是全面兩孩政策效應集中釋放的一個時期，年出生人口在1700—2000萬人之間，總和生育率在1.8左右波動。“‘十二五’期間育齡婦女每年減少350萬人左右，‘十三五’每年減少500萬人左右，由于生育政策調整完善，出生人口仍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說明政策效果顯現。”

　　“實施全面兩孩政策，目前看還是完全符合預判的。”楊文莊說，但相關配套經濟社會政策和群眾生育意愿、生育行為還有一定差距，還需要完善有關的配套政策措施。

　　符合全面兩孩政策人群中，35歲以上占了2/3

　　秦耕介紹，2016年，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達到1846萬，較2015年增長了11.5%，兩孩比例和高齡高危孕產婦比例明顯增高。2016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19.9/10萬，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下降到7.5‰和10.2‰，在2015年基礎上穩中有降。

　　符合全面兩孩政策人群中，35歲以上占了2/3，屬于臨床的高齡產婦。秦耕介紹，去年上半年，衛計委印發意見，以高齡產婦為重點，全面加強高齡、高危孕產婦的管理服務和臨床救治。主要突出三個方面。

　　一是關口前移，加強生育前的咨詢，為這些高齡婦女規范提供科學備孕的指導、妊娠風險的提示等服務。

　　二是抓住關鍵，做好孕產婦的系統管理，篩查危險因素，識別高危孕產婦，對高危孕產婦嚴格實行專案管理，密切監視治療妊娠的合并癥和并發癥。

　　三是守住底線，強化危急重癥的轉院和救治，完善孕產婦和新生兒危急重癥的轉診和救治的網絡，保證危重的孕產婦和新生兒能夠得到及時轉運、救治，確保有效銜接和綠色通道暢通。

　　秦耕介紹，將依托產科兒科實力強和綜合救治能力較強的醫療機構，加快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中心建設，健全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轉診、會診網絡，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確保急救“生命通道”暢通。2017年年底前，省級要建立若干個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中心，市、縣兩級均要建立至少1個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和1個危重新生兒救治中心。

　　調查顯示，育兒成本占到我國家庭平均收入近50%

　　楊文莊說，根據衛計委2015年生育意愿調查的結果，因為經濟負擔、太費精力和無人看護而不愿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分別占到74.5%、61.1%、60.5%。照料壓力、養育成本、女性職業發展，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約束增強了。

　　有調查顯示，育兒成本已經占到我國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個負擔。托育服務短缺非常嚴重，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入托率僅為4%，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80%的嬰幼兒由祖輩參與看護。近年來，大中城市房價攀升，影響一些家庭的生育決策。一些用人單位擔心女性生育兩孩提高用人成本，一些地方女性產假、哺乳假等權益落實不到位。母嬰設施缺乏，女性在兼顧家庭和事業發展方面，存在著很多的顧慮。

　　楊文莊說，中央明確提出構建家庭發展支持體系，鼓勵按政策生育。國務院40多個部門明確分工，推動任務落實。一方面，積極構建配套的政策體系，完善醫療、托育、教育、社保、稅收等相關經濟政策，加強婦幼服務體系建設，完善基本生育免費服務制度，加強兒童醫療服務供給。積極開展托育服務，大力推進學前和中小學義務教育均等化，開展相關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業、休假等合法權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各國在鼓勵生育上，主要采取經濟支持、提供托幼服務，還在女性就業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進政策。但政策實施的效果一般有5到10年的滯后，這也提示我們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實方面，加緊做、加快做。”楊文莊說，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加強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設，倡導家庭負責任、有計劃地生育。重視家庭建設，夫妻共同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不要把責任都推給母親。完善相關配套政策，比如加強助產服務、加強婦幼保健能力的建設、加強托育服務，保障女職工生育期間的勞動權益等。

　　針對一床難求的現象，秦耕認為這不是全國普遍現象，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三級醫療機構。“通過調整擴增、分級建檔、聯合互動等方式，力爭在一個區域內每千分娩量達到17張產科床位。”他說，在加強機構建設、補齊硬短板的同時，加強緊缺的人才隊伍建設，包括兒科醫生、產科醫生、助產士等等，希望在“十三五”期間，增加緊缺人員14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