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段芝璞 薛文獻 王沁鷗

　　 2012年9月27日，各族青年在布達拉宮廣場歡呼合影 覺果攝

　　 ◆ 60年前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對西藏人民而言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放。西藏人民掌握自身命運的進程一旦開始，60年來就再沒有停止過

　　 ◆ 伴隨著民主改革，西藏人民煥發出空前的生產生活熱情。走過甲子輝煌，人民不曾辜負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也沒有辜負人民

　　 ◆ 縱觀西藏“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歷史，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

　　 在西藏山南市克松社區，穿一身金黃色藏服的小朋友朗卡，腳踏紅色滑板車四處玩鬧。72歲的索朗多吉坐在院子里，一臉慈愛地看著自己的曾外孫。他說，3月28日小朗卡將迎來自己兩周歲的生日。而那天剛好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我小時候的生活和朗卡不能比。那時候家里最好的食物是糌粑，酥油茶幾乎看不見。即使這樣，也從來都不夠吃。”索朗多吉說，他一出生便是農奴，在記憶中，一家9口人總是擠在一間漏風的土坯房里，屋內彌漫著牲口糞便的味道。

　　 “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有如上表述。而就在這項宣言通過之時，一項人奴役人的黑暗制度仍在青藏高原上延續著。

　　 “每天吃不飽、穿不暖、干不完活，還有感覺一輩子都還不完的債。”回憶起當農奴的日子，索朗多吉說，那時候，天一亮就得開始干活，一干就是整整一天，干得不好就會遭到農奴主的毒打。

　　 1959年3月28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寫下了世界人權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占當時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告別了千百年里被肆意打罵、任意賤賣贈送的日子，擁有了人身自由。

　　 這是克松社區全景（3月16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晉美多吉 攝

　　 克松社區是西藏第一個進行民主改革的村子，被稱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民主改革之后，我們第一次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第一次知道吃飽飯是什么感覺。”索朗多吉說，“我現在的生活都是共產黨給的。”

　　 如今，60年已過。站在這個節點上回望，這片土地所經歷的奴役與自由，苦難與幸福，絕望與希望，共同構成了一部厚重的歷史，值得銘記，值得書寫，值得深思。

　　 2016年1月22日，五保老人在拉薩“三縣老人福利院”集中供養中心樓前曬太陽 張汝鋒攝

　　 “我的家鄉沒有太陽”

　　 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烏云四合，風雨飄搖。

　　 英國殖民者用工業時代的槍炮打碎了雪山的秘境。從此，與所有有過被殖民記憶的地區一樣，雪域高原在反抗殖民與爭取自由的艱辛歷程中，開啟了對富強與文明曲折而漫長的求索。

　　 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靜如死水，萬馬齊喑。

　　 歷史近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如一張鐵網一般籠罩在高原之上。當時親身考察過這項制度的很多西方藏學家，都留下了對其阻滯社會革新的冷峻剖析，以及對其殘酷性的無情揭露。

　　 占人口總數僅5%的農奴主曾是高原絕對的主人。百年以前，他們主導的西藏動蕩異常——西方軍人、探險家與政治掮客們在這里上下游走，各懷鬼胎；一幕幕權力斗爭則在地方貴族內部接續上演；駐藏大臣們隨清王朝的覆滅散去，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的官員們也來而復往，高原的命運在朝夕更改的利益沖突中被撕扯……

　　 “那時候，我每天夜里都想著一定得按時起床，不然又要挨鞭子。”出生在今山南市克松社區的索朗頓珠說。這位如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在16歲以前，每一個夜晚都是聞著馬糞的味道，在牲口棚里的一張草席上入睡的。

　　 牲口棚是許多農奴共有的少時記憶，但生活的困苦無望遠不止于此。自由、尊嚴、勞動果實……一切人實現自我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均被以法律形式從農奴身上剝奪。

　　 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人被分為三等九級。無論權力在貴族、僧侶與各色官員的手中如何流轉，農奴階層只是一群沒有面孔的沉默多數。他們不擁有哪怕一寸西藏大地上的耕地、牧場、森林、山川和農業生產工具，而他們的人身自由與性命，也掌握在那“5%”手中。

　　 索朗頓珠一直記得比自己小3歲的農奴白瑪玉珍。因割草時與莊園管家發生爭執，白瑪玉珍的母親被打得渾身是血，掙扎著爬回家后，第二天就咽了氣。而對農奴施予挖眼、割耳、剁手等酷刑，也是農奴主及其管家的權力。

　　 “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的世外桃源。”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曾指出，雖然有人聲稱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種蔬菜，但是1940年對藏東地區的一項調查表明：38%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面或豆面摻和在一起的野草。

　　 “我不是沒有家鄉，

　　 我的家在百花開放的地方；

　　 我不是不愛家鄉，

　　 只因為家鄉沒有太陽……”

　　 沒有姓名的流浪者，在半個世紀前的雪山深處，曾這樣幽怨低唱。

　　 2018年3月27日，“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社區的孩子們登上校車出發去幼兒園 覺果攝

　　 “要跑，也不會跟著農奴主跑！”

　　 歷史的轉折終于來臨。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中國之真正和平統一”終于迎來光明前景。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召開。籌委會的成立，標志著西藏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和全國人民的祝賀。

　　 然而，分裂的暗流并未停止涌動……

　　 “那時候，谿卡（藏語指‘莊園’）里來了很多說著康巴話的人，他們搶了糧食，農奴住的棚子也被燒了很多。”坐在家中溫暖的二層小樓內，索朗頓珠的記憶拉回到了60年前。

　　 當時，在距克松莊園120公里的當許村，14歲的單增群培也與這些“強盜”正面遭遇。村里的馬、驢，糧食，甚至秸稈都被搶走了，“我們看到他們，都躲著走。”

　　 直到后來，索朗頓珠和單增群培才知道，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已發動全面武裝叛亂。1959年3月10日，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所謂的“人民代表會議”，宣稱“西藏獨立”；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

　　 這也標志著，青藏高原上，人奴役人的不光彩歷史走向了終結。奴隸制鐐銬之下的百萬農奴，迎來了自由。

　　 索朗頓珠后來聽說，那些連個茅草棚都沒給他留下的康巴人，是參與叛亂的“康巴游擊隊”。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追隨已經出逃的叛亂集團去了印度。

　　 一些人從高原離開，另一些人卻第一次走進了拉薩城。一位名叫赤列頓珠的農奴獲得自由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每月領取工資。“我買了進口餅干和糖果給老婆孩子吃，我們以前從來沒吃過。”

　　 然而，也有人尚不敢確定，這半個世紀以來第一場與自己真正發生關系的變革，到底帶來的是糖果，還是更緊的枷鎖。

　　 索朗頓珠聽了許多關于“吃人的紅漢人”的傳說，嚇得躲到了臨近的村里。不過，他卻沒有跟著叛亂的隊伍南下：“要跑，也不會跟著農奴主跑！”

　　 未來茫茫，但絕不愿再回到悲慘的過去，這是久經苦難的人們做出的本能選擇。

　　 克松社區村民央金（左）和歌手合唱《我和我的祖國》（3月20日攝）。新華社記者 覺果 攝

　　 因為想“過上像人一樣的生活”，早在1957年的春天,單增群培就曾主動去尋找“金珠瑪米”——解放軍。民主改革之前幾年，解放軍便已來到哲古湖，組織醫療隊、文工隊、電影隊慰問群眾，宣講政策。從那時起，西藏百姓一直將解放軍稱為“金珠瑪米”——“菩薩兵”，一個寄托著慈悲為懷、救苦救難愿望的名字。

　　 與單增群培一起“去找共產黨”的兩個小伙伴里，有一個是瑪悟覺寺的僧人桑旦。結果，逃亡的第二天一早，幾個孩子就在哲古湖畔被寺廟的喇嘛抓到了，桑旦被打得滿地打滾。

　　 “沒早點找到共產黨，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事。”單增群培回憶往昔時說，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他才見到了對自己很和藹的“金珠瑪米”。

　　 索朗頓珠后來也回到了村中，因為“有鄉親捎話來說，‘紅漢人’不會傷害受苦的老百姓，還給大家分田、分牲口、分房子”。

　　 再之后，工作隊帶著鄉親們，把與農奴主簽下的不平等地契統統燒了。

　　 “地契燒了，債務也燒了。就算索康（克松莊園的農奴主）再跑回來，也沒有證據再向我們要債了。”索朗頓珠回憶著獲得自由的時刻，“那時候我是真的相信，解放了！”

　　 2月7日，騎手在拉薩北郊賽馬場上進行民間賽馬活動和傳統馬術表演 普布扎西攝

　　 “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今天！”

　　 在舊西藏，身負沉重債務的農奴比比皆是。

　　 1918年后多次入藏的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耐爾曾寫道：“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

　　 拉薩城郊一個農戶的外號甚至就叫“10萬克”，因為他從出生起就欠下了10萬藏克糧食，1藏克是28斤，10萬藏克就是整整28萬斤！

　　 “是黨給了我們幸福！”現屬山南市隆子縣的準巴山谷中，古桑白姆一家終于不用一年中10個月都外出乞討了。1959年，她家分到了14克地（1克相當于1畝），第一年豐收，一家8口人收獲了120多藏克糧食。到了1962年，她甚至有了人生中第一張存折，款額10元人民幣。

　　 “對于我們這樣的人，簡直連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今天！”古桑白姆拿著那張存折曾激動地對到訪的記者說。

　　 同樣是1962年，克松鄉成立，索朗頓珠進入夜校，第一次寫出了自己的名字。

　　 還是在那一年，一位名叫達瓦的男嬰出生，他的童年再也不會有牲口棚與餓肚子的回憶。

　　 人的解放、生產關系的不斷改善，釋放了雪域高原的生產活力。

　　 3月16日，山南市乃東區克松社區居民在開耕儀式上。新華社記者 李鑫 攝

　　 數據顯示，1959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只有1.74億元，到2018年則已突破1400億元。自1978年后，西藏糧食單產用40年時間實現了翻番，從167公斤/畝提高到了2017年的378公斤/畝。2018年，西藏糧食產量穩定在百萬噸以上，其中青稞產量達到81.4萬噸。

　　 “吃飽了，就想著要致富了。”改革開放之初，年輕的達瓦曾摩拳擦掌。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西藏落實，農藥、農機具的普及，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像達瓦這樣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被解放出來。1984年，頭腦靈活的他開始在農閑時做起了小本生意。不久后，達瓦成了村里第一批萬元戶。

　　 如今，年入萬元在雪域高原早已不是新鮮事，西藏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就突破了萬元大關。

　　 經歷過寒夜中的饑寒交迫，才會珍惜來之不易的飽暖與富足；也只有經歷過鐐銬下的奴役與屈辱，才會理解當家作主后的尊嚴與幸福。

　　 索朗頓珠或許最能體會這一點。這位農奴的兒子在上世紀80年代成為一名基層干部。60年前，西藏第一個民選農民協會在原克松莊園成立時，索朗頓珠也是率先行使民主權利、投下莊嚴一票的302名農奴之一。

　　 在西藏，選舉是基層的大事，一些地方競選村干部甚至需要很多輪。而自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自治區歷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擔任，各級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以及各級檢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負責人都是藏族公民。1965年，自治區只有7600多名少數民族干部；目前，這個數字已增長了超過13倍。

　　 1997年，索朗頓珠當選克松村黨支部書記。不過，他可從不敢把“官”做成舊西藏的貴族老爺們那樣。“干部不為老百姓做事，是根本行不通的。”

　　 “對西藏的未來，我們充滿信心！”

　　 秉持同樣信念的還有今年將滿57歲的格桑卓嘎。她是拉薩市城關區納金街道辦事處塔瑪社區黨委第一書記，也是連任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

　　 格桑卓嘎的父母都曾是農奴，獲得自由的父母在她小時候就常說，能受教育，能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這是老一輩想都不敢想的事。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格桑卓嘎從不敢怠慢肩上的職責。有一年，格桑卓嘎提出加大拉薩市老城保護的建議。當年會議閉幕后，她還沒返回拉薩，就接到了相關部委的反饋電話。老城里每一處受保護大院的名字，工作人員一處一處地向她復述。

　　 “比我這個拉薩人了解得還清楚呢！”格桑卓嘎有些動情地說，“履職多年，我最深的體會就是，黨和政府對西藏的事情格外看重，特別關心。”

　　 自1980年至今，中央先后召開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加快西藏發展的各項政策；中央財政對西藏的財力補助力度持續不減，已成為西藏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堅實保障。

　　 “西藏的發展是天翻地覆的。”67歲的謝文·根多是藏東強巴林寺的轉世活佛之一。

　　 60年前，他隨父母從昌都前往拉薩，途中遇到叛亂，后來出走國外。2011年，近耳順之年的謝文·根多終于回到了祖國，并于201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農奴后代與當代活佛的身影，共同出現在人民大會堂，一起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謝文·根多一直記著一件小事。

　　 “小時候在昌都，政府為我家配了一輛汽車。但那時昌都沒有通車的路，我只好叫駕駛員原地發動汽車，自己跑到排氣筒處聞尾氣過過癮。”他笑著回憶道。

　　 通往拉薩市的高等級公路（1月11日攝）。新華社記者 普布扎西攝

　　 如今，西藏公路通車總里程突破9萬公里，民航執飛88條航線，通航47個城市。青藏鐵路延伸線拉日鐵路，拉薩至林芝、拉薩至澤當高等級公路相繼通車……

　　 “別說在昌都，我現在一年在北京和拉薩之間都要往返好多次。”謝文·根多說。

　　 不斷擴展的交通線網，使更多高原人敢于夢想遠方。新時代的新西藏，也已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2018年，西藏貧困人口減少18萬人，貧困人口從6年前的86萬人減少到15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8%以下；74個縣（區）中脫貧摘帽縣達到55個。西藏自治區政府提出，2019年內將基本消除絕對貧困。

　　 3月4日，在拉薩市第一小學，少先隊員在升國旗儀式上向國旗敬禮。新華社記者 覺果 攝

　　 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從學前到高中階段15年免費教育，并已實現對所有孤兒和有意愿的五保戶進行集中供養，城鄉居民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已全覆蓋。目前，西藏人均壽命超過68歲，比20世紀50年代的35.5歲幾乎翻了一番。

　　 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川藏鐵路規劃建設項目全面啟動，主電網覆蓋達到62個縣（區），供電人口達到272萬人。高原生物、旅游文化、清潔能源產業等主要產業支撐作用明顯。2018年，西藏全區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400億元，較2012年的701億元翻了一番。

　　 生態環境持續向好。黨和政府始終將保護好青藏高原生態作為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大事，投入巨資實施保護和建設。監測顯示，青藏高原地區仍然是地球上最潔凈的地區之一。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西藏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確保到2020年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當時我也在場。”格桑卓嘎說，“對西藏的未來，我們充滿信心！”

　　 如今，格桑卓嘎仍喜歡穿行在拉薩老城的街巷之中。那些她建議保護的院落，曾是達官顯貴們獨享的居所，如今已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文化遺產。

　　 老城的街巷里仍然留著許多未被歲月銷蝕的歷史，一個傳說顯得尤為動人：曾經，有位被稱作索達雅古的民間舞蹈家，藏族踢踏舞跳得美妙絕倫。但在民間藝人被視作“下等賤民”的舊西藏，他窮困潦倒只能露宿街頭。民主改革后，索達雅古分到了住房，但依舊喜歡在脖子上掛個收音機，回到老城街頭隨性起舞。問起原因，他說：“我是拉薩的一個小小裝飾。”

　　 穿越世紀風雨，走過甲子輝煌，人民不曾辜負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也沒有辜負人民。

　　 發展中的新西藏，將繼續點亮所有高原人民的幸福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