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鞭炮

　　春節期間，有一則題為“上海女孩跟男友回農村過年，見到第一頓飯后想分手”的新聞很火。這類網友“喜聞樂見”的八卦，迅速挑起地域罵戰與群體攻擊，也讓春節里賦閑的網民們，酣暢地秀了把婚姻觀和家庭觀。

　　對于出生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情侶，“過年”這件事或許真是個一年一度的坎兒，不同的飲食、文化、習俗、社交圈，會在短短的幾日內上演一場原子對撞，一不留神雙方之間就生出失控黑洞。

　　今年，是我和先生婚后的第一個春節。由于我們現已常駐上海，對于“回東北過年”我們早就心照不宣，但這場原子對撞將帶給我們怎樣的火花，我們都好奇又忐忑。

　　（年夜飯和送年飯前都要先祭祖）

　　“小年”與“小年夜”

　　和先生到達他老家的時候，剛好遇上北方的“小年”——事實上“過小年”的習慣，也是我去了北京后才學會的。

　　在上海，人們沒有“小年”這一說。大家只是叫“除夕”為“大年夜”，而除夕的前一天則就相對成“小年夜”了。在我記憶中，上海的小年夜沒什么特別講究。父親一般會帶我和母親去大型超市進行年度大采購，備上一整個春節食材，也順帶捎上一些拜年手禮。

　　在北方，“小年”則是臘月廿三。自小年開始。每家每戶都進入了全心全意準備過年的節奏，它是整個“北方年”里正正經經的序章。

　　小年當天早上，婆婆天沒亮就起床開始忙活。從她口中得知，本地人都是不屑菜場賣的餃子皮的，覺得機器壓的皮子太干、吃口不粘。

　　從和面、揉面到搟皮，婆婆對這些都要親力親為——這讓我感覺相比在家包餛飩時父親總愛琢磨餡料，這外邊面皮才是北方餃子的魂。

　　（三個兒媳的灶臺大戲）

　　（這只是一部分餃子……）

　　在先生老家，吃餃子沾的不是醋，而是蒜汁兒。它由鮮醬油與蒜末調成，先生喜愛在里邊放些干辣椒，一口沾一個下肚，完全不用碗盆接著。

　　這味道怎么說呢，挺咸也挺鮮，但我矯情的南方胃，還是驅使我默默倒了碗陳醋，還加了勺糖。

　　吃完餃子后，我和先生陪著婆婆逛街采購。年關將至，這里各路賣東西的商販便悉數把貨物推到鎮上的主干道來擺賣。在這和諧、有愛的氛圍里，當然沒有什么掃興的城管。

　　干果、海鮮、雞鴨、蔬菜、玩具、保健品、對聯、鞭炮、豬頭……凡過年需要的食材和物品，我們走半條街便能采購完全。

　　沿途最“魔性”的，就屬滿大街黑乎乎的凍梨和各類凍成冰棍狀在室外曬太陽的魚蝦了。它們讓我想起那個有名的東北笑話：一哥們去東北出差，在飯館要啤酒，得知冷藏啤酒零下1°，換了常溫，結果零下15°。

　　（奶奶家的送年飯）

　　（我在餃子里吃到三個硬幣）

　　東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說位列中國男權思想最重的，東北應該脫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東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掙錢大計，回到家則是甩手掌柜，幾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東北女人，則是毫無怨言地操持著家里各種細節，買菜、做飯、洗衣、打掃，做好賢妻良母。

　　這是我對“東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異：在東北過年，廚房里忙碌的都是家里的女人們，男人們則在里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遠是男人們在廚房里鉆進鉆出，女主人們則都以丈夫的廚藝和勤奮為榮。

　　（鎮上隨處可買的鞭炮在城里已難尋蹤跡）

　　這次年夜飯我們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個兒子，三位媳婦到了后，外套一脫便上了灶臺——大媳婦（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婦包餃子、生柴火，三媳婦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嬸嬸們都疼惜我是新媳婦又是小輩，堅持不讓幫忙。我猜自己一定是當晚整個鎮上最清閑的媳婦了。

　　東北的年夜飯很豐盛，整桌都是需要費些功夫準備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餃子里還塞有硬幣，吃到的則寓意來財源廣進。

　　（東北特產蠶蛹）

　　（凍梨是東北特產）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還有“送年”這一習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規格的菜肴，吃前也同樣需要放鞭炮、敬神靈，差別只是“送年”的餃子里就沒有錢幣了。

　　看著東北家里女人們在灶臺忙碌的身影，有時會覺得兩地分別由男權主導以及女權主導的家庭運行慣例，或許是上海姑娘與東北小伙結合的一個隱患。“東北男人會不會打老婆啊？”“上海媳婦是不是很作、很強勢？”在讓親友過份擔憂的這一面上，我與先生簡直勢均力敵。

　　徘徊的年輕人

　　如果說東北經濟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報告里是一組數字，那在春節的白山小鎮，大規模年輕人的來去則繪制了一幅現實配圖。

　　“過年了能看到年輕人真好啊！平時別說二三十歲的，連我這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都沒有。”鎮上一間水果店的老板娘對我說。

　　跟著先生參加當地朋友的聚會，大部分我們的同齡人都在外地求學工作，近的在省會，遠的在北京、上海、重慶、江蘇……

　　“有誰還愿意來這里”，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學在聚會上感慨到。

　　而令年輕人們更糾結的，則是鄉愿和傳統對異地奮斗的精神拉鋸。

　　在春節里，年輕人意氣風發地回家，仿佛還保留著前一個城市的慣性，未來得及褪下一身鎧甲。然而征途尚未走遠，城池已然失守，在飯桌上，他們依舊會被不同長輩催促著找對象、結婚、生娃。

　　處在那樣時刻，會想不自覺替這些年輕人鳴不平。在大城市的殘酷競爭，他們很難從父輩那里得到資源和支持，回到家，卻依然要背負著父輩頑冥的期待與壓力。

　　在城市里，成功的標準是一個人通過不斷奮斗，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而回到家鄉，成功的標準則突然變成了結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這不免令人想起奧尼爾的《天邊外》，或走或留，都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將回到上海，開始后半段“春節”，但對上海的“年”，我也同樣愛恨交織。

　　上海沒有那么多的傳統，不需要在開飯前祭拜天地神靈；今年外環之內都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馬路上沒那么吵、不會到處是紅紙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禮而疏離，不會有那么多飯局，也不會在飯局上心生尷尬……但同樣，上海的年味兒我早已說不出一二了。

　　自畢業后去了廣東，春節就是父母飛來，一起在溫暖的南方度假；后來去了北京，春節就是和他們找個目的地，一起接頭玩幾天。今年也一樣，母親已經訂好和老友們南飛的行程，父親也還有工作不能和我們團聚——對我的父母而言，春節早就不過是一年中的兩個長假之一。

　　再回頭來看“過年”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會文化的濃縮，或許它就像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很難既親密又自由，既團圓又瀟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