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議立法法修訂，建言司法體制改革，關注法治政府建設，暢談反腐敗立法……如果以全國兩會為窗口來觀察中國民主政治，“法治”無疑是今年的關鍵詞之一。

　　“法治”一詞在兩會內外、全國上下引來廣泛關注、激起強烈共鳴，折射出中國“法治時間”進入新階段。從治國理政宏觀層面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按下依法治國“快進鍵”，標定法治中國建設里程碑；“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國是保障，成為“發展總綱”中的重要一環。從改革發展具體實踐看，無論是巡回法庭的試點，還是“史上最嚴環保法”的實施；無論是廢除勞教制度，還是防止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案件，法治建設的一系列舉措都讓人充滿期待、充滿信心。也正因此，在推進法治、厲行法治上，形成了當前最廣泛、最牢固的共識。

　　中國30多年的改革，在經濟領域是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在政治領域則是人治向法治的轉型。回首過往，中國改革發展的過程，也正是法治共識逐漸形成的過程。全國兩會的固定化、規范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革”結束，每年一次全國兩會納入制度化軌道；1989年，全國人大議事規程規定會議期間舉行新聞發布會；2013年，人大代表選舉實現“城鄉平權”……越來越多法案在這一場合通過，越來越多訴求在這一平臺表達，越來越多監督在這一窗口進行。在政治運行中，法治成為一種基本的規范、一個基本的框架。

　　對于當前中國，法治的“工具意義”不言而喻。協調利益、定分止爭，大到國體政體，小到合同文書，莫不需要法律來規范。除此之外，法律更有超越一時一事的“價值意義”。反對專車軟件是不是就可以去上街堵路？支持網絡大V是不是就可以無視違法行為？對于類似問題，法治不僅提供了解決手段，更提供了解決思路。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也正包含著尊重共同規則、尊重他人權利、尊重公共利益的法治價值。

　　的確，如果說經濟發展解決的是器物現代化的問題，那么法治建設指向的則是制度的現代化。對于一個社會，制度的作用不僅是限制，更是導向。作為現代社會的基礎，法治有著最大的正當性、最廣的普適性。讓利益糾葛、思想紛爭、觀點碰撞都在法治的標尺下得到解析，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陷入自話自說的零和博弈，最大程度防止撕裂協調利益的基礎、公共討論的共識。

　　有人說，現代國家首先是一個“制度共同體”。因為奉共同之理、守共同之法，一個社會有了統一性、均質性，人們被納入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行為理念，為“國家共同體”“社會共同體”意識奠定基礎。在法治的作用下，個人更變身為“公民”，擁有了共同的政治身份。從這個角度看，“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國指向的不僅是治國理政，更是在建立一整套成熟、定型制度的基礎上，筑牢社會意識的底座，搭建起當代中國的命運共同體。

　　兩會的聲音，形成法治的共鳴。期待這樣的共鳴，鼓蕩起法治中國建設的風帆，助推“中國號”巨輪駛向更開闊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