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上海外來常住人口首次負增長

　　這15萬人為何逃離大上海？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勞佳迪 | 上海報道

　　就在許多人依然對城隍廟、外灘甚至最近的房產交易中心報以人山人海的喟嘆時，上海的人口已經悄悄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2月29日，《2015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里的一組數據令人驚異。2015年末，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數減少了14.77萬人，同比下降1.5%，其在全市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下降了0.5個百分點，降至40.6%。這是上海15年來首次出現外來常住人口負增長的情況。

　　人口流失所承載的遠遠不止是數字概念，隨之而來的當然也不單純是“不再擁擠”的幸福感。反觀其他一線城市，北京雖然受命調整城市功能，全力嚴控人口總量，去年依然新增了近20萬外來常住人口，而拘囿于山海地形的深圳外來人口也在快速增長。

　　在一些評論者眼中，人口的變動信號可能成為當下熱火朝天的上海樓市不可承受之重。有人甚至提出，未來的上海房價會因為人丁日漸稀薄而失去支撐。但問題真正的內核或許比這種猜想還要復雜許多，素來有人口吸泵效應的上海，會不會正在失去人口競爭力？這究竟是產業調整帶來的結構性變化還是人口拐點已至？

　　近5年人口增長逐年減少

　　盡管許多身居這座大都會的人還是覺得意外，但上海的人口問題早已浮現。從數據形態上看，上海歷年的人口增長其實是一條先陡后平的曲線。2010年上海戶籍人口總數超過2200萬以后，增速便開始放緩，且呈現越來越慢的態勢；到2015年末的5年間，上海總人口增長了200多萬人，但2015年戶籍人口數量僅比2014年增長了4.36萬人。

　　事實上，2014年時，上海的人口增速就已在一線城市中墊底。當年公報顯示，北京以新增36.8萬人口位居榜首，深圳和廣州分別以16萬人和15萬人的增量居后，而上海只增長了10萬人。

　　以外來常住人口率先“凈流出”的現狀再結合戶籍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今年上海人口增速還能不能勉強收正，已經成為未知之數。記者查閱歷年統計數據注意到，2013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曾增加30萬人，總量突破990萬人；但次年就只有約6萬人的增幅，去年更下降到了981.65萬人，止步于千萬數量級大關。

　　而在知名財經評論人劉曉博看來，人口普查因為受周期、政績等復雜因素的影響，有時并不準確，所以上海真實的人口情況還應該參考“在校生人數”。但若細究這項數字，上海更是出現了近10年極罕見的一幕：除了高中和大學尚有微增外，去年上海各種學校的“在校生人數”都出現了減少，包括小學、初中、中專、技校等。其中，被劉曉博認為最能反映人口變動狀況的小學生人數從2014年的80.3萬人減少到了79.87萬人。

　　數據顯示，2008年、2009年上海小學生人數增速曾觸及驚人的10.7%和13.6%，2010年到2013年連續4年增幅超過4%，直到2014年增幅下滑為1.3%，出現拐點跡象。記者注意到，這一年深圳的增速是8.6%，廣州是4.7%，招生人數首降的北京也達到了3.9%，這似乎為上海在2015年轉為負增長埋下伏筆。

　　據劉曉博分析，小學生人數每年的統計都是“數人頭”數出來的，所以更為真實，“上海人口在2015年出現下降，是個可以確認的事實”。

　　也有人試圖從別的數據中找到上海人口減少的奧秘。大數據咨詢機構數聯銘品首席經濟學家陳沁發現，近5年上海每年的公共交通客運量的年增長率都在2.1%到3.6%之間，只有2015年突然下降到年增長0.9%，這表示上海的通勤人口增長出現了停滯。這與以超級大城市繁忙面貌示人的上海形象似乎也并不相稱。

　　哪些人走了？為什么走？

　　在這兩年由數據描繪的世界里，為什么GDP總量全國第一的上海好像突然“熄火”？雖然外界議論紛紛，但在上海決策層眼中，“目前的變化符合預期”。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長楊雄3月6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常住人口降低源于產業結構調整造成了一部分勞動力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而遷移。

　　“我們連續對人口做抽樣調查，上海外來人口過去主要的就業方向是制造業、批發零售和房地產，這三個行業吸納的外來人口占到了總就業人口的70%以上，2014年從事工業的外來人口就達到60%，這個比例可能比許多人想象的還要高。”一位參與上海人口普查的專業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解釋。

　　“我為什么說外來人口的運動軌跡是貼合上海整個產業結構變化脈絡的？因為就算是人口總數還維持著比較高的增長時，上海中心城區尤其是核心幾個區的人口也是下降的，最開始是制造業從中心城區外遷，人口增長的重心就主要是集中在近郊和遠郊。而這幾年上海一直在推行‘騰籠換鳥’，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陸遷移，人口回流離開上海也是合理的。”上述人士如是分析。

　　根據陳沁列舉的數據，上海2015年6個重點行業的工業現價總產值低于2012年，而這幾乎都是產業工人最聚集的行業。比如石油和精細化工行業近三年間下降了15%、鋼鐵下降了26%，僅2014到2015年一年，石油和鋼鐵行業的總產值就分別下降了11%和20%。此外，去年上海建筑業竣工面積下降4.3%，意味著建筑工人需求量萎縮，農業產值下降12.7%，“轉行”務農也不太現實。

　　“2012年上海進行了一次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我們發現，上海從事制造業的外來人口只有6.9%最后轉行到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和居民服務業，其他人始終從事制造業；而且這6.9%還是多年來的轉移存量，不是說今年制造業裁員6.9%，這6.9%的原產業工人馬上就能轉移到其他行業去。所以在當年沒有足夠崗位吸納這些人口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選擇離開上海。” 陳沁這樣分析。

　　上海財經大學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陳媛媛也表示，上海出現這樣的負增長與近年產業結構發生變化造成一部分人口外遷密不可分。

　　不過，相比北京、深圳的困難重重，上海控制人口的效果仍然有些出人意表，并不是單純產業轉移可以全盤解釋。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統計局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周邊城市群的截流效應，“北京周邊是‘環首都貧困帶’，深圳地理位置相對超然，上海周邊則環繞著長三角最富庶的城市群，南京、杭州、蘇州、寧波這些二線城市這幾年的快速發展使上海失去絕對的中心地位，也從一定程度上截流了涌入上海的外來人口數。”

　　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并無細分數據顯示上海對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但上海生活成本高企已是不爭的事實。人力資源咨詢機構ECA國際的一項生活成本調查顯示，上海已經躍升亞太地區外派人員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線”

　　人口減少對于上海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交通不再擁堵？是房價回歸理性？任何豐滿的設想都可以遭到現實一擊。在更多學者的理解中，人口變動的負面信號可能會讓上海危大于機。

　　最直接的影響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按照上海人口年齡結構以及人口普查給出的從業人員比例，常住2415萬人中，正在工作的人口有1341萬人，約占總人口的55.5%。其中，本地戶籍的從業人員有635萬人，外來戶籍的從業人員有706萬人。也就是說，本地戶籍人口有44%在工作，而外地戶籍人口有72%在工作。

　　“人口自然變動持續負增長，人口遷移又受嚴格控制，使人口增長呈‘封閉’特征的人口動態，這將不可避免導致上海未來勞動力不足，人口高齡化迅速發展，社會負擔日益加重，城市發展活力漸趨弱化。”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表達了他的擔憂。

　　實際上，在一線城市中，上海人口變動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負面信號也和自身活力欠缺的特征難以割裂。“上海是國企、外企的樂園，小微企業、創業型企業遠遠少于北京、深圳，而且上海的房價高是剛性的，相比之下，深圳有4.2億平米違法建筑為緩沖，所以上海人口吸引力下降。”劉曉博如是分析。

　　不可否認的是，由于長期處于超低生育率狀態，如果再缺少了移民，上海戶籍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和日益老化的現象，而青年人口的大量減少除了造成勞動力資源萎縮外，還將加劇這座城市的活力不足和創新能力下降。有模型測算，2020年后，上海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達到30%以上，老齡化將成為制約上海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桂新建議，上海應該借鑒東京做法，破解人口難題。在他看來，東京面積僅為上海的34%，卻容納了上海90%以上的人口，人口密度達上海的2.65倍，但仍然在進入21世紀后推出《東京構想2000》，大力促進東京“都心”再生，進一步擴增人口規模，上海應該仿效不少發達國家探討或實施“補充移民”，適度放開長期以來對外來人口入遷嚴格控制的關卡。

　　不過，人口是一個綜合難題，還必須考量城市本身的承載能力。在去年年底討論上海“十三五”規劃的市委全會上，“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線”被列為底線之首，并明確寫進規劃綱要之中，當時目標設定的是，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須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去年2426萬人的數字或許意味著未來5年上海都將繼續控制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