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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地收益低缺乏吸引力 子女進城已無耕地意愿

　　部分農民為何愿意放棄土地

　　1978年冬，安徽省小崗村18位農民“貼上身家性命”，在“大包干”的契約上摁下鮮紅的指印，從此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在小崗村“大包干”等農業生產責任制基礎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37年多過去，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民及其子女外出打工，人們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多元，以家庭為單位而分割出的一片片農村土地上，發生了不同的故事：有的被精心耕種，生長著糧食和希望；有的被撂荒，生長著雜草和遺憾；有的被“流轉”，其他人前來集中經營，同樣的面積往往產生出更高的效益……

　　承包地是“保命牌”，還是“雞肋”？對此，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斷。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確有一部分農民強烈希望能有償“退地”。

　　他們愿意“退地”，主要是因為是在小片的土地上務農的效益無法令自己滿意。

　　梁平縣禮讓鎮川西村9組現年61歲的村民蒲昌友便持有這種觀點，他是該組第二批“退地”的8戶人家之一。

　　蒲家共有8.1畝田地，“辛辛苦苦種一年，賺不到5000元，卻累得要死”。盡管蒲昌友曾是當地的農業技術員，精于農耕，但他卻堅持認為，用傳統農業的方式種地“實在太劃不來，沒有意思”。

　　以耕種1畝田水稻為例，他詳細算了一筆賬。

　　種1畝田的開支如下：1.犁田，年紀大了不可能自己去犁田，除餐飲、香煙外，人工費得100多元；2.插秧，人工得100多元，如果稻田滿足機插條件，約60元；3.肥料，100多元；4.種子，七八十元；5.農藥，根據當年的雨水、病蟲害的嚴重程度而有所浮動，但為了控制稻瘟病，至少打3次，自己打大約三四十元，雇人打得六七十元；6.收割，以今年的行情計算，大田、整田大約60元，小田、異形田得七八十元。

　　種1畝田的收入又如何呢？水稻每畝產量也就1000斤左右，這兩年稻谷售價都沒超過1.3元/斤。

　　“折算下來，扣除成本，即使不扣除自己的人工費用，每畝實際的收益也只有600元左右。”蒲昌友說。

　　除了種植業，是否可以開展養殖？

　　川西村農民曾有養豬的傳統，但如今，整個川西村9組，只有貧困戶鄭因菊一戶在養豬，其他農戶都是買肉吃。

　　“養豬專業戶養得多才能賺錢，一般家庭養三五頭豬，能不虧本就謝天謝地了。”蒲昌友說，“按照傳統的養殖方法，平均1個月能長20斤就‘頂了天’。因為生長周期長，將各種糧食算進去，加上買豬仔的價格，基本是虧錢；如果沒做好消毒防疫，豬生病甚至死亡，更是必虧無疑。所以大家都不養豬。”

　　其他家禽也極少喂養，“養雞主要是為了給自家孩子過年時一家送一只，畢竟自己養的，吃了放心，”此外，不會多養，“因為不劃算”。

　　“總之，按照傳統的方式，小規模的種植、養殖，不賺錢，只能保證自己有飯吃，解決溫飽。”蒲昌友總結說。

　　蒲昌友家的情況是讓他決意退出承包地的另一個因素。“如今，我年紀大了，身體差了，做不了（繁重的農活）了。”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在重慶主城開車，女兒在梁平縣城開婚慶公司，兩人從來不曾務農，“不愿種地，也不會種地，將來也不可能回來種地”。

　　蒲昌友并不擔心退出承包土地之后的風險。首先，自己當過兵，有補助；加之購買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老伴兒也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這些補助加上‘退出’承包地的8萬元的一次性補助，老兩口的生活基本就夠了，”他說，“退地之后，我就離開這片田地了，去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同組60歲的馮輝祿比蒲昌友更加迫切地希望能盡早退地，“辛辛苦苦種一年的田，不如出去打一個月的工”。

　　“我已經20年沒有種田了。”馮輝祿曾經在湖北從事釀酒約20年，因為年齡大了，腰疼，沒法繼續釀，轉而去深圳做保安，每月能有兩三千元收入。“打工比種田輕松、收入還高。”他的妻子也在廠里打工，每月2500元，“晚上在家加班，每月還能有1500元的收入”。

　　在他看來，自家的承包地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價值。“我出門去打工，如果請人在老家替我種田，不僅沒多大的收益，打工回來后，還得請他吃飯道謝。算經濟賬，并不劃算。”馮輝祿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以前需要交農業稅的年代，我寧愿用打工的收入來交農業稅，也不愿意種田。現在不繳農業稅，更不愿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