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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網辦發布“微信十條”的啟示

　　2014年8月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對即時通信工具服務提供者、使用者的服務和使用行為進行了規范，對通過即時通信工具從事公眾信息服務活動提出了明確管理要求。通信工具平臺因存在涉恐、涉暴、涉黃等違法信息大肆傳播的亂象而飽受詬病，此《規定》意在治理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等公眾信息服務中的某些亂象。這是既今年5月末國網辦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啟動移動即時通信工具專項治理行動以來的又一大舉措。

　　“七條底線”并非對網民行為的最高要求，而是本著“底線思維”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線，是國家、社會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些政府的政策規定背后，暴露出中國公眾在社交媒介使用過程中，對媒介信息內容的甄別能力不強、批判性思維不足、輕信謠言、個人隱私泄露、創造與轉發信息不負責任等媒介素養欠缺的問題。

　　在21世紀信息爆炸的今天，在互聯網浪潮席卷全球的數字時代，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異軍突起的網絡環境里，在如今虛擬與現實相交融并緊密結合的世界中，互聯網正悄然無息地改變著學生的學習方式、交友方式、生活方式。當前，中國社交網絡普及率高達 50%。2微信用戶數量超過 8 億，微博賬戶超過5億，使用社交媒體看新聞、查資料、刷微博、發微信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NNIC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已達6.18億，其中青少年網民占 26%，學生是中國網民中第一大群體，占比 25.5%。3青少年正處于成長期，并日漸成為網絡使用的主力軍，作為“數字原住民”，他們使用網絡更加深入、接觸內容更加豐富、使用過程更加自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協同創新中心 2012 年和 2014 年發布的《全國中小學生網絡生活方式藍皮書》數據顯示，82.9%的青少年每天上網，學生的起始觸網年齡越來越低齡化。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規范性引導和媒介教育，越來越多的現實問題暴露出來：互聯網上充斥著大量色情、暴力等信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將個人隱私暴露于眾，在線游戲娛樂視頻使太多青少年沉迷甚至上癮，網絡購物時安全支付的風險問題，謠言擴散與信息的批判性識讀問題，信息分享與創造過程中的倫理道德問題，注意力不集中、思維碎片化、記憶力下降等問題……這些都亟需引起人們的重點關注，青少年群體的媒介素養水平亟待提高。

　　媒介素養是指人們面對媒體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也是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所用的能力。在數字化進程加快發展、媒介形態日益多元化、公眾媒介接觸高度頻繁的今天，媒介素養應包含：在不同形態的媒介中篩選出所自己需的信息，對媒介信息進行批判性的識讀與理解，健康負責地使用媒介進行自我表達與創造價值，實現公民基本權利和個人的全面發展。“媒介素養”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紀 30 年代，最初英國文化學者為保護兒童免受大眾媒介傳播信息帶來的負面影響，率先提出媒介素養的“保護主義范式”；此后，隨著媒介技術的日益發展，“媒介素養”先后經歷了60年代以提升受眾辨別能力為主題的“大眾藝術范式”，80 年代以引導受眾批判性解讀文本的“文化批判范式”，以及 90 年代倡導公眾參與的“參與式社區行動”四次主要范式。全球薩爾茨堡媒介素養峰會主席保羅?\u31859X海里迪斯在2014年5月在美國波士頓提出預測，“分享”將成為未來媒介素養范式發展的新內容。 媒介素養教育自 1997 年引入中國大陸至今，新聞傳播領域和教育學領域專家學者對其進行了大量理論探討。其具體內容包括：普及媒介的基本知識，批判性解讀媒介信息，培養媒介使用技能，遵循媒介道德與倫理，正確運用媒介傳播信息。針對青少年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能夠幫助他們在媒介信息化浪潮中乘風破浪駕馭信息，提升其作為 21 世紀合格公民的生存技能。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昌鳳教授指出，媒介素養是當代公民參與民主生活的必備素養，對建設民主社會非常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卜衛教授認為，要通過媒介素養教育賦權兒童青少年，使其權利得到保障。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高鋼教授于 2013 年 12 月在《光明日報》刊文《青少年成網民主群媒介素養教育正當其時》，指出媒介素養教育在當今中國具有必要性、緊迫性，并強烈呼吁“國家需要在理性主導之下進行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的規劃設計。”

　　北京師范大學傳媒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鄭新蓉教授也強調，傳媒正對當代青少年帶來不可小覷的影響力，教育人應作出相應的努力。時至今日，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把媒介素養教育列入國民教育體系，在中小學設計了相關的教育課程和訓練環節。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也已經制定媒介素養教育的相關政策，推進媒介素養教育實踐。梳理過往的媒介素養教學實踐，中國大陸范圍內只有零星的一些案例經驗，譬如中國傳媒大學張潔博士在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學、白家莊小學進行的媒介素養獨立課程與融合課程實驗；復旦大學媒介素養研究行動小組開展社區實驗；東北師范大學在中小學進行的媒介素養課程行動研究等。然而，先前的教育實踐多由傳媒領域的研究者主導，缺乏教育學視角的專業和系統規范，這直接導致了在媒介素養教育的實踐開展中，教學目標不清晰、教育內容隨意性強、教學方法不規范、教學效果難衡量等問題。因此，從教育學的角度出發，對媒介素養教育進行梳理和規范，以增強媒介素養教育學科地位的合法性十分必要。

　　今年4月，筆者在哈佛大學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舉辦的“數字聯結”全球會議上，與世界各地專家分享了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國大陸的實踐經驗，受到多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其中，世界知名媒介教育學家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萊文斯通教授向筆者建議：媒介素養教育研究屬于交叉學科，中國研究者首先應打破學科壁壘，呼吁傳播學領域和教育學領域的研究者進行合作，在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框架、課程定位、課程設計、內容開發、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教學評估、師資培訓等方面開展全方位系統化的教育研究與實踐，以更好地推動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因此，盡快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積極回應信息時代的迫切需求。

　　作者介紹

　　張橦：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傳媒教育碩士研究生，美國波士頓愛默生學院媒介素養教育研究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