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杭州一名孕婦在微博上控訴，在散步時被網紅Saya未牽繩的狗嚇到，沖突中與其產生爭執，還被Saya的母親用各種惡毒言語辱罵，致高危早產入院。Saya的母親因涉嫌阻礙執行職務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在網友的聲討中，Saya關停了網店。

　　擁有1100萬粉絲的斗魚主播陳一發，因曾在直播中把南京大屠殺、東三省淪陷等作為笑料，而被斗魚封禁。

　　網絡主播李天佑曾在直播中以說唱形式描述吸毒，被央視點名后被所在平臺封禁。

　　風光無限的網紅，因為突破底線的言行，頃刻間身敗名裂。唏噓之余，我們也會發現，網紅頻頻突破底線，是現有網絡生態下，某種意義上的必然。

　　網紅的出現自有其時代土壤。區別于傳統的明星，自媒體的誕生和網絡直播的流行大大降低了成名的門檻。通過包裝和自我展示，只要敢于表達個性，博取網民眼球，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網絡關注的焦點。而盈利更是方便，網紅通過粉絲打賞或開網店等方式，便可輕松變現。

　　《福布斯》雜志統計了2017年YouTube上收入最高的10位網紅主播，最高的達到1650萬美元。于是，關注度=金錢的公式深入人心。

　　看到網紅經濟巨大的金礦，不少人躍躍欲試。為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有些網紅不惜劍走偏鋒，以極端的言行獲得網友關注。有的以未成年媽媽為標簽，甚至以造謠、污蔑、淫穢色情表演等違法行為“上位”，眼里只有金錢和利益，全然不顧社會道德和法治的底線。

　　因高鐵霸座“出名”的孫某，在被處罰后，一度被某些網站加V。孫某把霸座當作宣傳資本，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便是不要底線只要“出名”的例證。

　　那么“毀三觀”類網紅真的有市場嗎？

　　曾有學者直言，大眾心理需求為網紅流行提供了基礎。面臨升學、就業、房價等各方面挑戰，人們容易產生焦慮、緊張等精神壓力。而網紅直播提供了一個宣泄負面情緒、釋放壓力的窗口。通過與網紅的互動，部分網友不僅滿足了獵奇的心理需求，也能獲得一種被平等對待和被重視的感覺，甚至能夠通過表達自身需求，希望網紅嘗試一些自己不會做的事。

　　那些“不要三觀只為紅”的網紅，毀三觀的言行背后多少迎合了部分網民的惡俗趣味，這在“網友想看”和網紅主動示范間形成了惡性循環，就連一些正常的網紅，都被這股風氣裹挾，或言語中不自覺地“毀三觀”。

　　作為公眾人物，網紅的一舉一動有可能引來網民效仿，從而將社會道德底線降到新低。在這個無底的螺旋中，有多少昨日之道德，成為今日之笑料；又有多少昨日之楷模，成為今日之“傻瓜”……

　　新華社曾刊發評論，一個社會和國家的流行文化擁抱什么、拒絕什么，是關系國家未來的大事。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蝕，更需要優秀文化的滋養。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網民規模已達8.02億人。作為網民主體的年輕人又以什么為夢想職業呢？QQ瀏覽器發布的大數據報告曾指出，在95后最向往的新興職業排行榜中，54%的人選擇了主播或網紅。他們認為，這些職業有趣又能掙錢。試想，如果半數以上的下一代，陷入了競相踏破底線的成名“陷阱”，又將如何？

　　網紅經濟的持續發展，不能只靠平臺自律，更需要監管部門的及時跟進。這次相關部門對“高鐵霸座男成大V”事件、Saya事件、陳一發事件的處理，一定程度上會起到震懾作用。以社會利益為前提，德藝雙馨，網紅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