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堂上講秦朝的法律，為了活躍氣氛，給學生出了個謎語，“秦滅六國”，打一水果名，謎底是現在市面上已經難覓蹤影的“小國光”，學生們大多沒聽說過。小插曲過后，繼續介紹秦律的內容，順便從法律的角度分析戰國時期那些“小國”之所以“光”了的原因。
凡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秦國的興盛起于商鞅變法，而秦朝的滅亡則源于其繁刑嚴誅，吏治深刻，正所謂“其興也法，其亡也法”。那么，秦法的“繁刑嚴誅”又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在我們耳熟能詳的《陳涉世家》中，記載了去駐守“漁陽”的陳勝、吳廣們，因中途遭遇大雨，不能如期抵達目的地，而根據秦律的規定，“失期，法皆斬”，他們都得身首異處，完全沒有“情勢變更”的可能。在“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的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一群“氓隸之人”揭竿而起，竟使強大的秦帝國二世而亡�？梢哉f，秦法的繁苛正是秦亡的直接導火索。
《過秦論》一文談及秦律時，只做了概括性的評價，而《陳涉世家》也僅是借陳勝、吳廣之口，說明了其苛酷的一面。事實上，秦律無論是在“秦國”時，還是在其延續到“秦朝”時，其規定都可謂事無巨細，幾乎觸及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達到了“皆有法式”的境地。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法網過密雖然使人們難以喘息，然而，在秦成就一統大業的過程中，細密的法網卻也曾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喜歡說“細節決定成敗”，而當時的秦之所以能實現“六王畢，四海一”的宏圖偉業，可能正是那些不起眼的細節促成的。
法律人在閱讀這些史料的時候，往往驚嘆于秦人規制的細密，至于這對當時秦統一天下有什么作用，其分析卻跳不出我們固有的圈子。歷史學者許倬云先生在他的《我者與他者》中，卻給了我們別樣的解釋，讓人們從另一扇窗戶里看熟悉的風景時，看到了不同的景觀景致。他說，“秦代規劃度量衡，使全國都有同一標準。這一‘標準化’的工作，在考古學所見數據，都可見到績效，當然，遺留至今的秦權秦量，都是具體的實物證據。在秦代遺物的箭鏃瓦當，大小形制都是數千件一致，我們也可覷見秦人工藝產品的‘標準化’。秦代官家作坊，出品都列舉由工人到各級官員的名字，實是顯示工作的責任制。”同時，“秦代兵器的標準化，可能是秦人能夠以武力擊敗六國的原因之一。戰國七雄的軍事力量，各有特色，齊人尚技擊，魏卒重材武，韓國兵器犀利，荊楚步卒，吳越劍士……均有可觀之處。但秦人武庫所積，若以標準化為特色，則不僅生產迅速，而且諸軍配備整齊劃一，于訓練及補充，都有方便。則秦人之常勝，終于使‘六王畢’，即不是偶然了。”法史學者囿于法律研究的界限，只看到了秦代立法技術的精細和法律調整范圍的廣博，卻忽略了對其實施后果及效能的考察。在這方面，或許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法史學人也需“放寬歷史的視界”，對不屬于自己專業的領域多所涉略，這會對自己的專業研究，提供不一樣的思路。
從許倬云先生的分析中，我們確實看到了秦代法網細密所帶來的利好，然而，僅此一點，并不能成為肯定“秦法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且秦法的繁密并不僅僅體現在法律的規定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由其“有獎舉報”政策而織就的社會網絡中，正是這張網才更使人透不過氣的。
在這方面，商鞅應該算是鼻祖吧。商鞅在相秦時，為了推行變法，曾在采用重罰措施的同時，兼采厚賞的策略。他深知，所謂的民情民性，無非就是追名和逐利而已，兩相比較，逐利又遠勝于追名。因此，要在諸侯爭霸中占得先機，就要讓人們都能夠從事最辛苦或最危險的農和戰，而要想讓那些逃避兵役或差役的人無所遁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行“連坐”，動員老百姓時時刻刻盯著周圍的人，親戚、鄰居或鄉人如有不法行為，就要向官府舉報，舉報者會給以重獎，即厚賞“告奸”之人，而“匿奸”者則會受到重罰。他的連坐之法施行后，全社會幾乎形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真正是“法網恢恢”了。秦國自然最終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更何況民眾的參與還使國家節約了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的成本。
商鞅最終也作法自斃，他親手織就的這張法網，很快即現世報在自己身上。當商鞅被人誣陷謀反而逃至邊關時，欲留宿客舍，而客舍主人并不知道他是商君，見他未帶任何憑證，便告訴他根據“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連坐”治罪的，走投無路的商鞅終被車裂而死。（馬建紅）
編輯：
林馥榆
關鍵詞：
上海;法律;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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