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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同抽絲剝繭。當蝴蝶破繭而出的時候，你會驚訝于它全新的外表。就像距今5000到6000年的紅山文化，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漸漸嶄露出的原貌，人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這一發現轟動了整個世界。
在常規觀念中,中華文明誕生于黃河流域,距今5000多年,但是紅山文化群落的發現把這一歷史又向前推進了整整1000年。也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曾和我們立足在同一片土地上,盡管中間相隔了不止6000年的時光。
去年,國內的專家學者已經召開了一次紅山文化高峰論壇。在今年8月剛剛結束的第二次會議上,各位專家對于近幾年內考古資料、玉器禮制等方面的諸多新發現進行了匯總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他們終于能夠確認,紅山就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約10萬平方米的巨大的遺址現場逐漸“天下大白”,這里層疊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幾個古城,有的是原始村落,有的被疑為“古國”,也有的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王朝”
臉色黝黑、戴眼鏡顯得文質彬彬的劉國祥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也是紅山文化發掘隊領隊。他是國內很早接觸到整個紅山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者之一。
“整個紅山雖然離我們遙遠卻又與我們有著密切聯系,它的發現使這一秘密慢慢攤開在我們眼前。”劉國祥說。
2002年10月的一天,劉國祥所帶領的考古隊踏著前輩們挖掘的足跡,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次發掘中看到了一個令人激動而又驚人的發現———這里有一處完整的迄今中國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規模最大的一處原始村落。
劉國祥說，挖房柱洞時，發現屋里有個凹面，于是就用探鏟向下探察，結果向下僅50多厘米，探鏟上就發現了骨渣，由此挖下去，竟然是埋在屋里的古人的尸體。
漸漸的一個原始村落的形象呈現在了他的眼前，這個原始村落有明顯的規劃。
在遺址中,村落里居住的先民顯然等級不同,22號房址的主人身份顯貴。房址面積最大且有別于其他房址建筑式樣。考古隊在這里發掘出了不少“寶貝”：3件小型玉器飾品是迄今中國年代最早的真玉器,由此將中國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至新石器時代中期。額頂正中有鉆孔的動物頭骨、人頭蓋骨牌飾和1件三角形鑲嵌蚌殼的石質人面飾,當即他們就斷定這是被認為是研究先民們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資料和證據。
據判斷這一原始村落距今約8200年,方圓約10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具有房址、窖穴和圍壕等全部居住性遺跡的“中華始祖聚落”。并且原始村落里喪葬風俗奇特。
劉國祥說,在當時能有這樣氣勢壯偉、整齊劃一的村落,表明中華民族源頭還要從8000多年前向更久遠的年代延伸。
最早的糧食證明這里確實曾經大規模居住過中華先民,而且歷史可能早于6000年
面對這么龐大的紅山文化歷史年代的判定以及范圍的考察,北京玉學玉文化研究中心秘書長于明告訴記者,他們主要采取的是利用已經出土的陶器作為考古斷代的標尺;同時也依靠古代遺址中的木材進行年輪曲線比較,研究它砍伐的年代,從而推斷出遺址的年代;然而最為先進的就是碳14測定法的引用,根據碳14原子衰變的規律,測定遺址遺物中碳原子的含量,進而推測出它們存在的年代。
“而得出的結論是紅山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突破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年代跨度為距今約6000年到5000年之間,主要的遺存為距今5500年左右。”于明說,紅山文化的分布范圍是：從北邊越過西拉木倫河,并有繼續向內蒙古草原深入的趨勢;東邊直到遼河西岸;南邊的東段可達渤海沿岸,西段越過燕山山脈達到華北平原;西邊為河北張家口地區的桑干河上游。
于明攤開整個中國地圖比劃著,由此可見,紅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遼寧省西部、內蒙古東南部、河北省北部與吉林省西北部相連的方圓20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但是,從其分布的密度和文化特征的典型程度來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即內蒙古的赤峰市和遼寧省的朝陽市兩地區域最為集中。”于明說。
從2001年至2003年,劉國祥研究員在敖漢旗興隆溝發掘時,提取了1500多個土樣,到實驗室進行識別、鑒定,發現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占90%;二是谷子,占10%。
經過碳14鑒定,這些谷物距今7700年至8000年之間,這比中歐地區發現的谷子早2000年至2700年。根據這一發現,專家提出兩個推斷:其一,這里很可能是這兩種谷物的起源地;其二,西遼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地。
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教授說,世界上最早的谷子、糜子在赤峰發現,對進一步探討深層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據,為進一步搞清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研究信息資料,正像各大農業起源中心孕育了人類文化和文明一樣,西遼河上游地區也孕育了中國古代北方農業文明。
金字塔形祭壇的發現表明當時已經形成等級觀念,并且政教合一
1979年,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組專門供作大型祭祀活動用的石砌建筑址,這是一處紅山文化遺址。遺址坐落在面對開闊河川和大的山口的梁頂,居高臨下,氣勢非凡。遺址建筑物在總體布局上按南北軸線分布,南圓北方,東西對稱。
遺址中心是北部一個巨石所砌的“大型方形基址”。方形祭壇方形基址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中間立置成組的長條石頭,長條石頭高0.85米左右,加工成頂端尖、底部平的錐狀。方形祭壇外部四周用石塊砌出石墻基。遺址的南部,是一個石頭砌的石圓圈。可視為圓形祭壇,保留得比較完整,直徑2.5米,距北部方形基址南墻約15米。從南端的圓形祭壇到北端的方形基址之間,是一片空地。無論北部的方形基址里,還是南部的圓形祭壇周圍,都未見到柱礎、柱洞痕跡,所以可以認為它不是房頂的建筑物,而是一個平臺式祭壇,整個山嘴是一個公共活動的宗教場所。
1983年到1985年,在遼寧省西部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發現了一處規模更大的紅山文化遺址群,其中心建筑是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這些冢內石槨中的死者多為一人,也有多人,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的石槨內隨葬有大量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
直到2001年6月一次重大發現將紅山文化起源說的論斷又推向一個新的高潮,一座距今5500多年前的“金字塔形建筑”在內蒙古敖漢旗四家子鎮東草帽山后的山梁上被發現。這座“金字塔形建筑”遠看是一個梯形的小山包,近看是三層石砌的塔形建筑,最底層長約30多米,寬約15米,往上逐漸變小,這是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完整的紅山文化“金字塔形建筑”,約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
如此之大規模的祭壇以及積石冢,在遠古極其簡陋的生產條件下,冢群是如何挖掘的？
就在最近一次的牛河梁的挖掘工作結束后,于明再一次來到了實地,他在這個依山而建的積石冢的周圍發現有火烤的痕跡。
“很顯然他們是利用了熱脹冷縮的原理將地表炸開。”山是屬于火山巖,硬度達到了7,古老的先民用火燒制這片土地,隨后灑入涼水,地表被炸裂,于是他們在炸裂的縫隙中插入木棍,再一次用火烤然后用水澆,直到地被炸開,然后他們用石頭與石頭的摩擦細細打磨每個墓冢,社會的分工再一次得到論證。
位于牛河梁第二地點的三號祭壇是一個中間呈圓形的三號祭壇,部落祖先的冢群分兩排整齊地排列在祭壇周圍,當巫師進行祭祖時,部落的子民都相擁在祭壇周圍,并且等級地位越低的人站得越低,于明認為這所體現的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觀念,已經制度化并以宗教的形式固定下來,并且充分反映出當時社會禮制的成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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