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大約12名來自歐洲和其他盟國的外交官與美國同行聚集在國務院的一個會議桌旁。美國的外交官們敦促盟友簽署一份譴責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聯合聲明。但很快，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小群其他國家，都不準備“跟風”。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6月4日刊發題為“美國在與中國的戰斗中正在失去歐洲”的文章中披露了發生在華盛頓的這場秘密外交的一幕，“對歐洲人來說，美國國務院的會議是他們所認為的白宮對待中國錯誤的零和方法的另一個跡象……這次會談是歐洲不愿與中國對抗的最新跡象。”文章寫道。

　　作為美國外交系統最高級別官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的歐洲之行再度延續了這一“零和思維”。不論在英國、瑞士、荷蘭還是德國，他都不斷強調“中國威脅”，但鮮少關心歐洲伙伴國家的利益關切。

　　蓬佩奧似乎信心滿滿，每到訪一個國家，他都要在公開場合或者媒體上把類似的指責多次重復，相信自己能夠說服英國、瑞士、荷蘭與德國的民眾和官員們在對華事務的立場上同其站在一起，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蓬佩奧的言論或缺乏證據支撐，或經不起推敲。

　　顯然，這位中央情報局局長出身的國務卿動輒把外交的語言藝術與嚴密邏輯暫時丟在一旁。

　　兩個月之前，蓬佩奧訪問智利等拉美國家期間也選擇對中國和中拉關系發表不友好言論，那時中方就提醒他“謊言就是謊言，說上一千遍還是謊言，蓬佩奧先生可以休矣”，如今故技重施，但歐洲國家同樣沒有屈服于美方的壓力。

　　在訪問期間與德國外長馬斯的聯合記者會上，蓬佩奧威脅說美國將減少與使用華為技術和設備的國家分享情報。馬斯直接回應說，德國已有很高的安全標準，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德國就不會排除參與競標的公司。

　　馬斯的這一表態背后是具體數據的支撐。據路透社7日報道，代表了750家移動運營商利益的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GSMA)的行業分析報告顯示，禁止從中國供應商購買通信設備，將使歐洲5G網絡成本增加約550億歐元(約620億美元，4287億人民幣)，并將導致該技術的推出延遲18個月左右。

　　“作為國務卿，蓬佩奧的前任們更多強調對話，盡管有分歧，還是應該通過對話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現在蓬佩奧采取的方式是‘隔空喊話’，搞‘麥克風外交’，把言論通過各種場合來放大，這種方式的效果實際上是適得其反的，因為這不是真正的對話，而是居高臨下的喊話。”

　　中國公司=安全風險？

　　蓬佩奧此次歐洲之行，大談西方國家允許華為參與5G建設的“風險”，稱若使用華為設備，公民的隱私和數據保護就無法得到保證，華為5G設備存在的網絡風險不可能被降低，也無法再獲得信任，并表示美方將致力于讓更多國家和公司理解華為的風險，相信更多公司會停止與華為合作。

　　對此，德國、英國、法國、新西蘭等西方主要國家對此早有明確的表態。

　　今年2月，英國信號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GCHQ）下屬的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NCSC）主任夏蘭·馬丁(Ciaran Martin)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表示，他有信心認為，如果部長級官員們決定讓華為參與未來的5G網絡，英國網絡安全部門可以管控這家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構成的任何風險。

　　幾乎同時，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對媒體表示，華為從未被排除在新西蘭5G網絡建設之外，但她也強調，采用華為設備的新西蘭電信服務商斯帕克電信公司必須減輕“安全隱憂”。對于美國威脅如果五眼聯盟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采用華為設備美國將終止與其共享情報，阿德恩則表示雖然“五眼聯盟”共享情報，但是在華為5G方案問題上，新西蘭會做出自己獨立的決定。

　　世界第二大移動運營商沃達豐首席執行官（CEO）尼克·里德（Nick Read）在2月25日接受采訪時也表示，美國要求規避使用華為產品，那么美國“應該拿出證據給歐洲看看”。

　　今年3月，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表態拒絕美國提出的把中國網絡設備供應商華為公司排除在德國5G網絡建設之外的要求。“有兩件事情我是不贊同的：一是公開討論這些非常敏感的安全問題；二是因為一家企業來自某個國家就將其排除在外。”她說。默克爾還呼吁接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而不是去對抗它。

　　5月16日，德國聯邦網絡管理局局長約亨·霍曼再度明確德國的立場，他在該機構的年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反對將中國企業華為排除在德國的5G建設之外，同時強調所有企業必須遵守嚴格的安全要求。

　　就在蓬佩奧6日接受采訪前后，巴西副總統莫朗、沙特阿拉伯通訊和信息技術部大臣阿卜杜拉·施瓦哈也先后代表本國政府表示不會排除或者限制華為參與本國建設，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更是公開表示將“盡可能多地使用華為技術”。

　　除了相關政策立場，權威研究數據更具有說服力。據路透社6月7日報道，代表了750家移動運營商利益的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GSMA)的行業分析報告顯示，禁止從中國供應商購買通信設備，將使歐洲5G網絡成本增加約550億歐元(約620億美元，4287億元人民幣)，并將導致該技術的推出延遲18個月左右。

　　阮宗澤認為，美國以所謂自身的國家安全為理由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采取封堵的手段，卻沒有拿出任何證據。其邏輯只是單純地認為因為是中國公司，所以就有風險，就存在安全問題。

　　“這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這些言論忽略了這幾年對美國的盟友們傷害最大的其實就是美國自身的情報問題。無論是斯諾登還是‘棱鏡門’，都證明了一些問題是大面積存在的。”他說道。

　　澳大利亞著名智庫羅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亞洲實力指數報告》項目總監埃爾維·萊亞希歐（Herve Lemahieu）日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事實上，美國無法勸服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不和中國開展貿易合作，同時也沒有為這一區域其他國家提供替代性經濟合作措施。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近日撰文抨擊了美國“流氓超級大國”的外交語言——先前是一言不合就“退群”，現在又加上了一言不合就“制裁”。

　　阮宗澤說，蓬佩奧的這些言論展現出，不允許其他國家在先進技術上出其右，認為誰掌握了這些技術誰就對其是一種威脅。

　　關于“債務陷阱”的陳詞濫調

　　6月6日，蓬佩奧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報》采訪時再度老調重彈中國有意制造“債務陷阱”，先給某個國家提供貸款，等該國無法償還債務時再趁機侵吞對方資產。

　　此前，包括斯里蘭卡總理拉賈帕克薩、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穆薩·法基、肯尼亞總統肯雅塔等作為當事國已經直接出面予以澄清與批駁。

　　而西方學者的研究更是對此問題有著深度的剖析。

　　據美國威廉·瑪麗學院AidData數據庫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學院Brautigam教授帶領的CARI團隊搜集的數據顯示，西方輿論普遍夸大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和資助規模，其實世界銀行一直承認自己對非洲提供最多的發展援助。這成為西方輿論認為非洲國家對中國有債務依賴的一個重要原因。

　　相關研究顯示，中國政府和企業盡管購買大量能源礦產，但很少擁有非洲國家的資源擁有權，例如在安哥拉，中國雖然進口49%的石油，但大部分石油所有權在美國公司手中，中國公司只有不到10%的份額。相關數據也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一中國貸款要求或允許非洲國家以能源和礦產，或者農產品，例如咖啡豆，作為還款。中國這樣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資源控制，而是為了抵御風險。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吸引外資的重要方法，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借貸的很多日本資金都是用自然資源來還貸。

　　阮宗澤表示，蓬佩奧的這些關于所謂的“債務陷阱”的言辭已經是陳詞濫調了，沒有任何新意也沒有什么說服力，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美國知名投資數據咨詢公司榮鼎集團在最新研究報告中對中國與債務國互動情況作出評價稱，中國與債務國在過去10年間重新協商了高達500億美元的到期債務，多數國家得到債務減免或延期。相較之下，西方所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就沒那么溫和了。

　　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正式發布了《“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關注了有關國家的債務管理能力和融資機構的投融資決策科學性。

　　用更多合作成果來回應謬論

　　上述這些聲音與客觀事實都沒有改變蓬佩奧持續污蔑中國的計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忽視。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5月26日刊發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教授兼主任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文章就坦言，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應該從自身的問題進行反思，而不應該將矛頭指向中國。

　　對于蓬佩奧指責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美國企業被迫通過交出技術換取在中國經商的言論，薩克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批駁，他指出，落后的國家通過學習、模仿、購買、外國投資、廣泛使用非專利知識等多種方式升級其技術。美國在19世紀初就曾不懈地采用了英國的技術。當任何一個國家希望縮小技術差距時，它都會從國外招募專有技術。而技術領導者應該知道他們不應指望通過保護來保持領先地位，而是應通過不斷創新。

　　薩克斯還指出，如果中國只是一個5000萬人口的小國，那美國會將其發展視為“偉大的發展或成功故事”，但中國如此之大，且批評美國妄圖自命不凡地管理世界。于是，中國就成了一個“問題”。

　　《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6月6日也撰文指出，所謂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崛起中的經濟體為掌握最新科技而進行的必然嘗試。西方的弊病也并非由中國崛起引發。西方的弊病更多地是反映了西方國內精英的冷漠和無能。

　　阮宗澤指出，蓬佩奧近來對華負面表態越來越多且集中，主要是因為他作為特朗普團隊核心成員希望展現他對華極限施壓的組成部分。眼下中美經貿磋商遇到挫折，美方開始大造輿論，試圖做到“先聲奪人”，把遇到挫折的責任歸給中國。

　　沃爾夫評論認為，應對中國崛起的正確方式應該是將競爭與合作結合起來。與中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堅持自由、民主、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全球合作等價值觀，并用尊重的態度對待中國。但美國卻在錯誤的領域、以錯誤的方式攻擊中國，而且還攻擊美國盟友，摧毀支撐美國領導的戰后秩序的機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6月7日在俄羅斯參加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也發言道，雖然自己一些領域的觀點可能與中國政府不同，但“保持客觀，避免因為言論和表達方式過于情緒化而影響我們做出公正合理的評價”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才是蓬佩奧先生更應該看到的，”阮宗澤說，“對其發表不實言論我們會做及時反駁，但實際上也沒有必要與他形成爭執和辯論，而是更多地用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成果來做回應，專注于我們自己的事情，著眼長遠。”

　　5月18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應約同蓬佩奧通電話明確表達了兩層意思，“我們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遠了，應當盡快改弦更張，避免中美關系受到進一步損害。歷史和現實表明，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