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話不離“三農”的浙江省農辦原副主任顧益康在街頭調研。受訪者供圖

　　不同于一些干部“踩點式”的走馬觀花、“報喜式”的政績探訪、“脫節式”的回避現實等調研“虛浮癥”，“三農”學者顧益康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老老實實深入調查研究，把問題找準、把解決問題的辦法研究透，使得提出的對策建議能把中央精神和省里的工作部署落到實處。他調查研究的大局觀、群眾觀，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今年71歲的顧益康是我國農業經濟理論界與“三農”工作戰線上的知名專家，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省出臺的幾乎所有與“三農”有關的重大政策舉措制定，浙江乃至全國一些重大“三農”政策有他智慧的閃光。

　　顧益康退休后，仍然一心撲在“三農”調研上。浙江不少干部和群眾認為，他堅持問題導向，注重調查研究，不僅“身入”基層，更是“心到”基層，練就了能從群眾的“后院”和“角落”里發現問題的本領。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樹立了榜樣。

　　帶著問題調研，提出廢除農業稅賦

　　顧益康認為，農業稅本來就是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但政府把稅收上來后，轉為扶農資金又要經多道環節，層層審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礦泉水，再倒入農民口中只有幾滴水了。這是典型的耗散結構。”

　　顧益康曾是浙江省農辦副主任。在浙江，熟悉顧益康的人不在少數。同事和朋友都說他三句話不離“三農”。

　　顧益康經歷了10年上山下鄉知青生涯后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經系，畢業后一直在省級農口部門工作直至退休。他最突出的特點是潛心調研，每年都有三分之二時間在農村基層。在《求是》《經濟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問題》等報紙雜志發表了300多篇調研報告和論文。

　　他的調研圍繞農民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為農民講實話、爭實利、辦實事。其中，不少觀點影響著改革方向，乃至成為歷史的選擇。

　　在顧益康的諸多建議中，有一個建議曾帶來全國轟動，即廢止農業稅賦的問題。

　　2000年，中央已經高度關注減輕農民稅費負擔問題，開展清理整頓“三亂”和推進“正稅清費”的農村稅費改革。顧益康帶著問題深入到浙江欠發達地區進行大量調研。

　　在農村的地頭上、菜園里、井沿邊，顧益康會坐下來掏出香煙每人遞上一支與農民攀談聊天。

　　“田間地頭的農民負擔信息最真實。”顧益康說，與農民交談中注意到，不少農民對鄉鎮干部有意見。他們稱一些鄉鎮干部到村里來準沒好事，“不是來抓計劃生育大肚子，就是挨家催交農業稅和糧食定購任務，說得難聽點就是來要錢、要糧、‘要命’的‘三要干部’。”

　　聽到農民這些直白話，顧益康很不是滋味。他跑到鄉鎮政府里與鄉鎮干部座談，鄉鎮干部也無奈地大倒苦水。“說如今鄉鎮干部真不好當，簡直是風箱里老鼠——兩頭受氣。收農業稅本來是稅務部門的責任，收糧是糧食部門責任，計劃生育是計生委責任，現在都壓到鄉鎮干部頭上，農民不說我們壞才怪了。”

　　蹲點農村調研，讓顧益康對農業稅費制度改革的思考更加深入。“如果我們把取消農業稅作為普惠的扶貧舉措，不僅可以普遍減輕欠發達地區農民負擔，而且能大大改善鄉鎮干群關系，豈不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顧益康認為，農業稅本來就是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但政府把稅收上來后，轉為扶農資金又要經多道環節，層層審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礦泉水，再倒入農民口中只有幾滴水了。這是典型的耗散結構，如果直接把農業稅停征了，那真會成為我們共產黨對農民的一項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在省扶貧領導小組會議上，顧益康就把在欠發達地區停征免征農業稅的建議提出來了。省里領導們討論覺得這一建議有道理。之后確定把停征免征農業稅作為扶貧新政策舉措。

　　2001年，浙江首先在欠發達地區免征了農業稅賦中的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2002年，浙江又對全省361個經濟欠發達鄉鎮的低收入農戶免征了農業稅。

　　2003年底，顧益康參加中央一號文件起草討論時，把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免征農業稅的建議提了出來，中央采納了這一建議，成為2004年初中央一號文件的政策內容。當年，浙江就對全省種糧農戶全部停征農業稅，之后又全面廢止農業稅，成為全國率先終結“皇糧國稅”的省份。

　　“有心、用心、創新”結出豐碩調研果實

　　老顧善于調研，是個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雙明亮的“宏觀眼”能從問題機理中看到解決之道。

　　顧益康對“三農”工作感情深厚，“有心、用心、創新”使他調研成果斐然。

　　比如，15年前對浙江農村人居環境和農村新社區建設的課題研究，為浙江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提供重要決策基礎，并參與起草和制定實施“千萬工程”的政策文件和工作部署。2005年率先提出為就讀涉農大中專學生免收學費意見建議，成為浙江新農村建設的惠民政策，2007年被中央一號文件部分采納。

　　與顧益康共事20多年的省農辦原副主任、現任省供銷社主任邵峰說，老顧善于調研，是個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雙明亮的“宏觀眼”能從問題機理中看到解決之道。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后，個私經濟迎來了寬松環境，呈現出旺盛的經營活力。但是，當時在浙江占很大比重的鄉村集體企業卻出現了效益下滑，一些地方甚至虧損的現象。這引起顧益康的關注。

　　在紹興縣一個村里調硏。“原來辦得紅紅火火的村辦集體企業，為什么這兩年虧損了?”顧益康問村干部。

　　“還不是個私企業招來的禍，那村辦廠廠長原來一心撲在集體廠里。現在好了，他老婆與小舅子辦了一個同類的個私輕紡廠，賺錢的業務都轉給個私廠了，集體廠不虧損才怪呢?”

　　“老顧敏銳覺察到鄉鎮集體企業必須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時間到了。”當時一同參加調研的邵峰回憶說，顧益康提出浙江要先行實施產權制度改革，否則，由于鄉鎮集體企業產權模糊會有更多的企業虧損。“之后，老顧積極為省委省政府建言獻策，并且選擇桐鄉、紹興等地開展試點，為省里出臺改革政策提供思路方案。”邵峰說，浙江由此成為全國最早進行鄉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省份，并為浙江鄉鎮企業轉制為產權清晰的民營企業探索出一條改革發展之路，也為全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改革提供了樣本。

　　2008年，顧益康退休后到浙江省政府咨詢委，繼續當好省委省政府“三農”工作的參謀，并在浙江農林大學組建了中國農民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三農”研究隊伍，跟蹤研究浙江的美麗鄉村建設，并把浙江創造的“三農”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經驗宣介到全國各地。

　　2017年初，顧益康調研撰寫的《從德清美麗鄉村建設實踐看鄉村復興之路》調研報告，提出了在美麗鄉村建設基礎上應該把推動鄉村復興作為下一步“三農”發展的戰略方向，并提議要實施鄉村產業振興、美麗鄉村建設提升、鄉村文化復興、鄉村治理現代化、鄉村生態綠興等工程。報告得到了中農辦領導的重視和批示，并成為十九大報告起草組重要的“三農”參考材料，為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實踐線索。

　　“身入”基層“心到”基層，調研作風值得弘揚

　　他說，作為一個“三農”學者，要深入實際才能看得細，多到農民中去才能聽得全，要明辨是非才能想得深，這樣才能為黨委政府當好參謀

　　顧益康不僅是“身入”基層，更是“心到”基層，被視作浙江省“三農”工作隊伍中的優秀代表。上級領導贊譽他是“省級農民”“超級農民”。

　　他說，作為一個“三農”學者，要深入實際才能看得細，多到農民中去才能聽得全，要明辨是非才能想得深，這樣才能為黨委政府當好參謀。

　　在改革開放初期，顧益康在農業廳工作時，想真實了解浙江農村包產到戶后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情況，與同事一起騎著自行車到杭州余杭縣的塘棲、超山進村入戶調研。在路上發現幾個農民用鐵鈀吃力地翻著農田，就下田與農民攀談起來。原來農民所在的生產隊在包產到戶時，不但所有耕地平分到戶，還把拖拉機和耕牛也分了賣了，導致村集體只好用鐵鈀翻地了。

　　顧益康詢問農民當地村莊是否都是這樣一分了之的，農民說也有不一樣做法的，鄰村就沒有一分到底，集體經濟還有不少統一服務功能。傍晚他們就到那鄰村去調研，發現果然不一樣，村集體的做法是，糧田承包到戶，枇杷林由專業戶統一承包經營，承包收入按戶分配，原村集體的拖拉機等農機設施不分，機埠灌溉實行專業承包為各農戶提供有償服務。農民都說這種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做法好，集體經濟還是農民歡迎的服務靠山。由此，顧益康從有效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實際出發，積極向省領導建議浙江搞一個發展村集體經濟的條例，后來又參與起草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草案)，通過省人大地方立法，把發展村集體經濟作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重要政策舉措。浙江為全國樹立了先行的樣板。

　　浙江農林大學副校長金佩華說，顧益康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他善于從群眾中汲取智慧，練就了能從群眾的“后院”和“角落”里發現問題的本領。他調查研究的大局觀、群眾觀，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黃旭明說，當前抓好中央戰略決策部署的落實，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真實情況了然于胸。但是，一些干部還存在以“踩點式”的走馬觀花、“報喜式”的政績探訪、“脫節式”的回避現實等調研“虛浮癥”。顧益康可貴的是，老老實實深入調查研究，把問題找準、把解決問題的辦法研究透，使得提出的對策建議能把中央精神和省里的工作部署落到實處。他的這種堅持問題導向、求真務實的調研作風值得在廣大基層干部中弘揚。記者謝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