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今后3年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相繼發布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實施燃煤火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目前為止已經完成5.7億千瓦，累計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1800多萬輛。同時，11萬多個村莊完成環境綜合整治，近2億農村人口從中受益。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進展順利。

　　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污染防治這場持久戰會給人民生活帶來什么變化？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生態文明建設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這個冬天，北京的藍天格外多。”每逢周末，北京市民劉宏會帶著孩子到家門口的朝陽公園玩上兩小時。“2016年入冬，一到周末就霧霾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沒想到，現在空氣一下子好了這么多。”

　　2017年前11個月，北京PM2.5濃度同比下降13.4%，近9個月有8個月為歷史同期最低，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北京空氣質量改善，是全國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的縮影。

　　“黨的十八大以來，環保得到空前重視。以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為重點，我國環境治理進程進一步加快。”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說。

　　2016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區域PM2.5平均濃度與2013年相比都下降了30%以上。全國酸雨區面積占國土面積比例由歷史高點的30%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7.2%。地表水國控斷面Ⅰ—Ⅲ類水體比例增加到67.8%。森林覆蓋率由本世紀初的16.6%提高到22%左右。2017年前11個月，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同比下降4.7%。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樣總結過去5年的環境保護工作：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污染防治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

　　目前，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體上正進入跨越峰值并進入下降通道的轉折期，總量仍處于高位。而且我國經濟總量和增量持續上升，污染物新增量處于高位，環境壓力十分巨大。

　　駱建華表示，“我國污染三大源頭工業、城市生活、農業，只有城市生活這個源頭控制得還可以。工業內部，產業之間不均衡。農村地區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

　　“目前，生態環境保護總體上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問題呈現多階段、多領域、多類型的特點。”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說，污染物排放量大、影響范圍廣、污染程度重；山水林田湖草缺乏統籌保護，生態損害較大；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生態環境存在高風險。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認為，污染防治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關系到經濟發展、經濟效率、經濟成本。

　　“綠色發展是倒逼經濟發展實現結構轉型的重要手段，是扭轉資源錯配的重要途徑。”李志青說，污染防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占用大量社會經濟資源。有必要引入更有效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手段，提高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效益。

　　李志青表示，污染防治不斷深入，其邊際成本越來越高，全社會應做好承擔更高“治污經濟成本”的準備。在接下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污染防治攻堅戰可能給部分地區發展帶來一些“陣痛”。這些都意味著，污染防治攻堅戰注定是一場持久戰。

　　采取綜合性措施，構建環境共治體系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環境問題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吳舜澤說。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進一步補齊環境短板？駱建華建議，采取綜合性措施防治污染，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更多地采取獎勵性措施，而不是懲罰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費、第三方治理”，而不是單一的“誰污染、誰治理”模式。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表示，污染防治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實現的，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目標和時間表。要充分調動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各司其職、穩扎穩打，形成治污合力。要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可以考慮建立一套以環境質量達標為目標的規劃，比如，空氣質量可以制定一項達標規劃，以2030年全國PM2.5達到35微克/立方米為目標，分區域分時段分解任務。以規劃為著力點，爭取到2030年，消滅霧霾、消滅黑臭水體，消滅劣Ⅴ類水等，全面實現環境質量達標。”駱建華說，同時，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治，要推進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動、引導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全面推進環境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3年時間，生態環境是一個突出短板。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既要在源頭、過程、末端等環節做好污染減排的減法，也需要做好生態容量、生態空間的加法。”吳舜澤說。

　　制圖：郭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