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考古的人，習慣根據自己研究的對象來稱呼自己，比如“良渚人”“二里頭人”“殷墟人”“周原人”……那么，研究考古遺址的動物遺存的考古人就被稱為“動物人”，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遺存的則被稱為“植物人”。日前，兩個領域的考古人在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舉行了“動物、植物與人——生物考古學術研討會”，為動植物考古學者了解各自領域的研究進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五谷豐登”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

　　“植物人”趙志軍是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他1999年放棄了美國綠卡，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看中的就是在中國從事植物考古的廣闊天地。在美國親眼見到了浮選法是如何打開一座座古代植物遺存的寶庫之后，回國的頭幾年，趙志軍將精力投入到推廣浮選法上。經過多年的努力，浮選法在中國從無到有，成為田野考古必不可少的程序。

　　植物考古在中國的發展伴隨著10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趙志軍和同事、學生們對距今5000到3000年間、6個不同區域的遺址留下的植物遺存進行了采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觀點便是他在《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中提出的：“在漢朝的文獻中記載的‘五谷豐登’并不是簡單的形容古代社會發展的贊美之詞，而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

　　來自中國六大區域的各個重要遺址，以及農業起源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植物遺存在會議中被反復討論。比如西遼河流域，是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8000年前開始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層時才新出現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黃河上游，也就是我們說的西北地區，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但在河西走廊，小麥大麥在距今4000年后傳入并且增長速度加快。黃河下游，龍山文化時代主要是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以及以水稻為主的稻旱混作農業，大豆和小麥非常少。長江下游和中游，是水稻馴化的兩個中心，除了水稻，就沒有發現過其他的谷物。

　　“中原地區，同樣是粟和黍兩種小米占有統治地位，但在龍山時期水稻開始增加，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晚期，大豆出現并穩定占有一定比例。二里頭到二里崗時期小麥異軍突起。五谷的說法源自《論語》的‘五谷不分’，在漢代有兩種說法，粟、黍、小麥、大豆和大麻或者粟、黍、小麥、大豆和水稻。大麻就是用來做我們穿的麻衣，但如果只講食用的谷物，自然是水稻。五谷豐登就是指這5種，而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是唯一五谷都有的地方。”趙志軍說。

　　在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的劉歆益博士看來，這些年通過“植物人”的努力，中國農業起源的理論框架已經形成。“在一個區域只種適合這個區域的單一品種，今天看來適合大規模的管理、收獲，但在古代卻有可能意味著危機、災難，任何天氣、降雨、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會導致農作物生產的崩潰。中華文明形成的那一階段恰恰氣候變化最劇烈，依賴單一農作物的區域有可能經受不了沖擊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區的多品種種植方式，提高了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劉歆益說。

　　除了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各個區域的植物遺存也為證明本地區的農業活動提供了可能。長年在新疆吐魯番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蔣洪恩教授，以這一區域3個時代先后的遺址為例，來說明古代先民的生活生產變遷。洋海墓地只出土了小麥、青稞、黍，水果只有葡萄，纖維只有蘆葦，肉食只有羊肉。到了營盤，出現了棉花與蠶絲，加工的食品中有了燒餅，而到了絲路興盛時的阿斯塔那，隨葬的墓中粟和水稻都有出現，織物的纖維有大麻、亞麻和苧麻，水果更是增加了哈密瓜、杏、梨、核桃等。

　　研究動物在祭祀中的角色，就是研究禮制的形成

　　“動物人”袁靖現在是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的首任院長，在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擔任主任的數年間，他致力于動物考古。“動物的進化故事以前由生物學家來講，如果從動物考古的角度如何來講呢？人和動物相處的歷史已600萬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對生存在這個地球上的其他動物時，主要是依靠狩獵、捕撈的方式去獲取它們作為肉食資源。后來人學會了飼養動物，這對人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在袁靖1993年進行動物考古之前，中國考古對于六畜馴化并沒有多少概念，而現在，“動物人”已經有了很精彩的故事可講。“‘五谷豐登’與‘六畜興旺’應該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呂鵬博士說，“六畜這個詞最早出自《左傳》中‘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可見馬、牛、羊、豬、狗和雞是中國古代的六種主要家養動物。”

　　據袁靖介紹，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出現過程分兩種：一是居民在與野生動物相處的過程中逐步控制它們，將其馴化成家畜，以狗和豬為代表。另一種是通過交流，直接從其他地區把已經成為家畜的動物引進來，以綿羊、黃牛和馬為代表，比如迄今為止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綿羊出現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的甘肅和青海一帶。

　　和國外動物考古不同之處還在于，中國的動物考古與史前社會的祭祀緊密相關。中國古語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袁靖看來，研究動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研究禮制的形成。“動物人”的研究成果顯示，在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里，最早用于隨葬的動物是狗。直到距今4000年龍山文化遺址里才開始出現黃牛和綿羊。到了商周時期，馬又成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動物。“在古代的祭祀活動中，這些家養動物往往成為等級的象征，什么級別用什么動物，什么祭祀儀式用什么動物，都有講究。”袁靖說。

　　現在，“動物人”與“植物人”有一個“動植物考古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基地有7個實驗室，可以說都是科技考古的前沿陣地，未來的目標自然是與國際動植物考古領域深度合作。不過袁靖說，考古人做的也是歷史研究，而好的歷史研究，就是講一個好故事并賦予它意義：“動物考古與植物考古聯合起來，可以把人與動植物同行的故事講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