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別的孩子蹦跳著要回家，我們只能傻想：我們的家在哪兒？”舞臺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第三中學留守學生的朗誦表演，道出了農村902萬名留守兒童的心聲。

　　如何填補留守兒童的監護真空，給他們一個有愛的“家”？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江西多所學校，試圖尋找補救良方。

　　在學校里建個“家”

　　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第三中學學生孫素玲在學校有4個“妹妹”，因她在宿舍里年齡最大，所以被稱為“大姐”。她很喜歡這個稱呼，作為一名跟爺爺奶奶長大的留守兒童，孫素玲覺得，宿舍更像是她的家，“我們一起學習、生活、談心，就是親姐妹”。

　　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大部分農村學校布局進行了調整，一些走讀式學校向寄宿制學校轉化。在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第三中學校長黃文龍看來，留守兒童的教育之所以難就是因為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我們沒有按照三位一體的傳統教育體系去劃分責任，而是主動去攬責任，采取‘缺什么，補什么’的辦法開始探索和實踐‘校中建家’”。

　　據了解，“校中建家”教育管理模式是一種以校為本的家校合作方式，學生在校寄宿，把在家庭生活的部分時間移到學校，由學校及教師來完成部分家庭教育任務。以孫素玲所在的班級為例，8至10人為一組，小組中有男有女，一同就餐、勞動、課外生活等，同性同組的學生安排在同一宿舍，每組安排一個家庭教育老師負責學生生活、勞動、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以及與學生家長的交流等。

　　“這樣班級就成了一個大‘家’，寢室、餐席、學習小組組成了一個個小‘家’，讓留守兒童在學習、生活和活動中能夠感受到‘家庭’的幸福和滿足，彌補家庭教育缺失帶來的一些遺憾。”黃文龍說。

　　家庭教育是不可替代的

　　但黃文龍也明白，家庭教育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如何讓留守兒童的家長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是個難題。

　　“一方面與留守兒童家長合作很困難，因為他們往往沒有時間，也因教育水平、認知水平等原因沒有能力去教育子女；但另一方面，有部分家長并沒有承擔起教育孩子的責任，沒有重視子女教育的意識，有的覺得教育孩子就是老師和學校的事。”江西省弋陽縣教育體育局局長方華說。

　　去年5月，江西省開展“萬師訪萬家”活動以進一步加強家校合作協同育人，江西省弋陽縣葛溪中學校長路光生認為這是開啟家校合作的一把鑰匙：“電話、微信等只是一種信息化的工具，進行面對面的‘家訪’是誠懇的態度和情感的表達，更能拉近與家長的距離。另外‘家訪’能夠讓老師更全面地了解學生及其家庭，這樣才能進行有針對性、個性化的教育或指導。”

　　在過去一年多里，葛溪中學的老師通過夜訪、特殊群體學生的家訪、臨近春節時舉辦的家長會等形式，與家長溝通，并對其進行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導。同縣的圭峰中學則把家長會開到了省外的浙江省義烏市、浦江縣，“因為學校留守兒童家長大部分都在這兩地務工，最多時有400多位家長來參加”。

　　這些行為，讓在廈門開小吃店的單親媽媽黃桂英動了返鄉的念頭。“女兒讀初中后越來越不好管，成績也在倒退，她經常問我什么時候回家，我說我得在外面掙錢才能給你更好的生活。但女兒說，我可以不要吃得好，穿得好，我只想要媽媽。”聽到這句話時，黃桂英下定決心要陪在女兒身邊。如今她在女兒就讀的學校食堂工作。

　　令黃桂英欣慰的是，女兒的成績從年級第100名提升到第22名。但最讓她開心的是，“女兒說自己現在是最幸福的人，性格也變得開朗了”。

　　撬動社會 繪制最大同心圓

　　也并非所有的留守兒童家長都如黃桂英這般幸運。

　　江西省金溪縣秀谷村的余永康如果不外出打工，念初中的兒子余力程可能就要輟學了。腿部殘疾的余永康因常年在外打零工，而妻子又患有智力障礙，便把余力程送到了金溪縣第二中學寄宿，每年與兒子見面的次數“一只手就能數得過來”。

　　每到周末，大多數同學都返家了，而余力程盡量讓自己不去想家，或者埋頭寫作業，或者去操場上跑步。有時看著空蕩蕩的教室和操場，余力程覺得“又剩一個人了，有些孤獨”。這種孤單的感覺一直持續到初三上學期。

　　那年，學校開展“黨爸黨媽”活動，讓學校的黨員老師與留守兒童結對幫扶，于是余力程多了位“黨爸”。“黨爸”還聯系自己曾經的學生為他爭取到了捐款，甚至有校友主動捐款讓留守兒童的父母回家與孩子開家長會。如今余力程已初中畢業，打算報考師范類的職業院校，一方面可以減輕家庭負擔，另一方面希望自己“也能像自己的‘黨爸’那樣去關心和我一樣的留守兒童”。

　　“教育的本質是變化，通過種種方式讓孩子的內心發生轉變，讓留守兒童慢慢修復傷痛或回歸到原本健康、積極的心理狀態。但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讓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缺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慢慢減弱。” 方華認為， “我們可以通過教育上的努力改變校風，從而改變家風，進一步改變社會風氣，喚醒與孩子有關的各個利益方去改變，引起更多的關注，才能逐步改變留守兒童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