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李師荀

　　文稿編輯：蔣韡薇

　　13年來，鄭太紅沒有真正休息過一天，這位鄉村醫生，一直在工作，或者學習。最終，他貧窮、痛苦的人生在43歲時戛然而止……

　　妻子袁云華在他生前工作的村衛生室，找到20多個不同年代的筆記本。它們大多霉跡斑斑，被老鼠咬得殘缺不全。有幾本筆記本的裝訂線斷了，潮濕、輕薄的紙張，翻一頁，掉一頁。

　　“羅青榮17元；鄭能初733.5元；羅福艷11490元……”

　　筆記本上，鄭太紅用黑色、藍色的筆，記滿名字和金額。這是他多年來給村民看病時，對方所欠的醫藥費。名字被劃掉的，是已經還過的。沒有劃掉的，袁云華與家人統計了好幾天，發現共有125名村民賒賬1799筆，累計127869元。

　　“有些賬已經欠了十幾年，筆記本上沒有簽字、沒有地址、沒有聯系方式，很多人都找不到了。”鄭太紅的三弟鄭太平有些無奈地說。

　　“我是多想回到那貧窮古老的故鄉，樹一個榜樣，帶動他們富有。”

　　——鄭太紅，2000年4月

　　柳雙村，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省級貧困村，位于湖南省新化縣，地理位置偏僻，平均海拔過千米，不少村民是貧困戶。

　　鄭太紅是該村的一名村醫，也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赤腳醫生”。1985年，原衛生部統一改稱為“鄉村醫生”，行醫者經考試合格后，持鄉村醫生證上崗。

　　鄭太紅不僅考了鄉村醫生證，還考了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證，但他“不像那些聰明人，去縣城開賺錢多的私人診所”。他在家鄉的半山腰租了幾間房子，開了一家村衛生室，每年租金3000元，需要自付。

　　與鄭太紅青梅竹馬的袁云華回憶，丈夫“從小就想當醫生，給那些貧困的人、可憐的人治病”。

　　12歲那年，鄭太紅母親腹中長了兩個瘤子，疼得要命。

　　“媽媽都這樣了，你怎么不帶她去看病。”鄭太紅問父親。

　　“我又不是醫生，我也沒錢帶她去看病。”父親如此回答。

　　鄭太平說，“后來是大哥(鄭太紅)從外婆家借到錢，送母親去鎮衛生院做了手術”。幾經波折，母親終于得救。這段經歷，讓年幼的鄭太紅認識到醫生的重要性，和沒錢治病的痛苦。

　　15歲時，中考全鎮第一的鄭太紅因家貧而輟學。之后，他當過3年中醫學徒，但為了供養兩個弟弟上學，又不得不南下打工。直到2001年，27歲的鄭太紅才考上婁底市衛生學校。在妻子和三弟的資助下完成學業，成為柳雙村的村醫。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有沒有錢，只要叫他，他都會來！”這句話在村民中口口相傳，幾乎成為鄭太紅的“廣告語”。大家喊他“紅醫生”，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會慕名向他求醫問藥。

　　“紅醫生是我們家里三個人的救命恩人！”79歲的羅淑媛回憶，10年前，她在割豬草時不慎把脖子摔骨折了，一直昏迷。家人把她送去醫院救治，但“醫生檢查了一個晚上后，讓家人接我回家，說這么大年紀了，不要打針了”。后來，是“紅醫生一直給我打針、治療，我才慢慢好了”。

　　幾年前，羅淑媛的老伴跌倒摔到頭，耳朵、眼睛、鼻子都出血了。醫院放棄了，但鄭太紅同樣沒有放棄，硬生生把老人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再后來，羅淑媛的孫子病了，高燒不退，“紅醫生說他得了腦膜炎，不要耽誤，直接送長沙的大醫院治療”。兩位留守老人開始并不相信，眼看孩子的病情不斷惡化，羅淑媛喊回在外打工的兒子，把孫子送去大醫院檢查，“果然是這個病”！

　　至今，羅淑媛家中的破舊門板上，還用粉筆寫著紅醫生的手機號碼。她說：“紅醫生是個好人，一直盡心盡力地給我們治病，不管我們有錢沒錢，只要給他打電話，早晨、晚上，甚至是半夜，他都會來。”

　　“我每天在無休止地工作著。這就是我當初想要追求的目標。

　　可我深刻地體會到自己是多么勞累，多么無趣。

　　我還得努力地堅持下去。”

　　——鄭太紅，2007年3月

　　醫術高、隨叫隨到、能賒賬，鄭太紅在當地的名氣越來越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

　　“鄉村醫生哪有休息日？全年都在工作，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袁云華說，丈夫每天上午坐診，下午和晚上出診五六次，多時甚至十幾次。“山里的路不好走，有時能騎摩托，有時只能步行，一來一回常常要走幾十公里。”

　　這幾年，鄭太紅跑壞了四輛摩托車，每年摔壞四五個醫藥箱，還多次在出診途中發生意外。一次，他在出診的盤山路上被貨車撞倒險些喪命；一次，山里下雨發洪水，他為抄近路救治鄰村的一位老人，冒險騎摩托車沖過一條河，結果被湍急的河水沖倒，多虧抓住摩托車才得救……

　　袁云華眼見丈夫睡覺的時間，從晚上10點多慢慢變成凌晨一兩點，半夜出急診更是家常便飯。

　　“我勸過他很多次，夜里睡覺關掉手機，別太累了。他卻說，那些半夜打電話的病人，都是難受得堅持不住了，必須得去。”袁云華說，丈夫還時常反過來安慰她，“我是男子漢大丈夫，頂得住！”

　　距離柳雙村40多里地的荊竹村村主任楊如和將鄭太紅比作“救命稻草”。多年前的一個大雪夜，已經是半夜12點多了，楊如和的孫女發高燒到40多度，他聯系了較近的兩名村醫，但對方都不愿出診。最后，鄭太紅披著雨衣，騎著摩托車趕了40多里路過來。凌晨4點多，全身是雪的鄭太紅趕到，“他一直守到吊針打完，天亮了才走。我當時就被紅醫生的醫德所感動。”

　　行醫13年，鄭太紅不知道救了多少位病人，但是長年超負荷的工作，讓他的身體發出危險信號。

　　今年5月20日，鄭太紅給三弟打電話時說，“最近半月瘦了十幾斤”。經過家人勸說，他答應端午節后去醫院檢查身體。

　　然而，端午節那天凌晨4點59分，鄭太紅突然給下山置辦東西的袁云華打電話：“我不行了，你快回來。”

　　很快，他的電話掛斷了。袁云華打過去，手機鈴聲一遍遍響起，但是沒人接。

　　幾分鐘后，住在隔壁的房東陳青云，接到袁云華的求救電話后匆忙趕來。

　　她看見鄭太紅穿戴整齊地坐在村衛生室的塑料椅子上，臉色發青，嘴巴和眼睛閉得很緊，兩手攥著垂到椅子下面。“我叫他，他沒有反應。我把他的手打開，他也沒有反應”。他身旁的桌子上，一瓶全新的速效救心丸還沒來得及打開。

　　幾名半夜在路邊打牌的村民看到，紅醫生出事前幾個小時——夜里12點多，還騎著摩托車出診。

　　“紅醫生是累死的。”不少人這么議論。

　　6月3日，鄭太紅出殯，柳雙村幾乎全村出動，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趕了回來，上千人冒雨送他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哭，把上山的路都堵了”。

　　羅淑媛最初聽到有人說“紅醫生去世了”，還生氣地罵對方“胡說八道”，等到確定這事兒是真的以后，她的胸口揪著疼，幾天吃不下飯，“紅醫生走了，以后誰來給我們看病？”

　　在整理鄭太紅遺物時，袁云華與家人找到二十多個本子，有日記、學習筆記、病歷和賬本，賬本上記滿了村民平時看病所賒的賬。少則十幾元，多則1萬余元。

　　“金額較大的，都是他平時借錢給村民去大醫院看病用的。”袁云華說，前幾年，丈夫每年會給她留七八千元，多的時候過萬元，“但今年一共只給我2000元，我問他，診所生意那么好，錢都去哪了？他只說，我賺錢了，都記在本子上了。”

　　這些賺到的錢，因為鄭太紅的突然離世，變成了當地人口中的“良心債”。賬單里既沒有當事人簽名，也沒有地址和聯系方式，連欠條都算不上。

　　由于家中只剩5000余元積蓄，袁云華為了給丈夫籌辦葬禮，不得不與家人挨家挨戶上門要賬，只要回一小部分。“大多數村民認賬，但是沒能力還錢，欠債的大多是附近的貧困戶”。

　　不過，也有少數沒還錢的村民家中用著液晶電視、冰箱等，幾個孩子抱著智能手機打游戲，看起來似乎并不那么貧困。

　　“其實，我能理解丈夫為什么愿意賒賬。”袁云華說，她從小在這個村里長大，幼時曾因家貧差點被生父賣掉，是外婆偷偷把她抱走寄養在表叔家。

　　嫁給鄭太紅后，袁云華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在長沙讀技校，女兒剛讀小學三年級。鄭太紅去世后，這個家庭失去了頂梁柱。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袁云華搬回山上的老房子與公婆同住，這是她與丈夫唯一的房產。每當家里有人來悼念，鄭母都要大哭一場，濃重的方言、古老的調子，猶如一首當地的山歌。

　　而此時，袁云華也忍不住流淚，像祥林嫂一樣喃喃道：“他說過一定會讓我幸福的，怎么突然就走了！”

　　女兒在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就堅持要回校上學，袁云華說：“她從小乖巧，經常幫爸爸抓藥。她以前說過，要好好學習，長大當一名醫生幫爸爸的忙。”

　　“痛苦的人生、痛苦的淚水，也只能在自己心中積壓……金錢啊，不知你要什么時候才能走向我的家門。不知你什么時候才能把我牽向幸福的日子。”

　　——鄭太紅，時間不詳

　　在家人面前，鄭太紅從不言累；在病人面前，鄭太紅樂善好施；但是，在同行面前，他除了“好學、上進”以外，“總是抱怨自己太忙了”。有人記得，他出事前兩天，曾跟另一位村醫說，“我快累死了”。

　　鄭太紅有寫日記的習慣，2012年以后，他留下的日記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學習筆記和病人的診治記錄。

　　偶爾，他會在這些材料里隨手記下自己的勞累、痛苦和困惑。做了20多年村醫的鄒定朝有同感。

　　“我們經常一起自費外出培訓醫術，有時一天的培訓費就得1000元。”鄒定朝說，他們的工作如履薄冰，醫療風險很高，但賺的錢很少。

　　有時，鄒定朝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雖然被稱為“醫生”，歸當地鎮衛生院管理，卻需要自行購買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既沒有編制，更沒有工資！

　　荊竹村村醫張理為平日給村民看病，也賒出五六萬元的醫藥費。每天，他在山里四處奔波為村民看病，偶爾能在病人家里蹭頓飯，但大多數時候他只顧得上吃方便面，“僅去年一年，就吃了30多箱”。他年幼的女兒，只能由丈母娘照顧，成為近在身邊的“留守兒童”。

　　“平時除了給村民看病，我們還要完成政府購買服務——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工作。”張理為說，作為鄉村醫生，他們負責為當地村民建立健康檔案，為兒童預防接種，對孕產婦和老人進行健康管理，對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病患者等，進行每年不少于4次的隨訪等。

　　這些工作瑣碎、繁重，占用大量時間，而他們得到的回報，是一臺電腦、一個文件柜、少量基本診療設備等，以及“按村里常住人口計算，每人每年補貼18元公共衛生服務經費”。

　　“我們寧愿不要這個錢，也不想干公衛服務，真的太累了！”有村醫抱怨，由于無法解決后顧之憂，這份工作“沒有盼頭，不知何年是個頭”。

　　“2014年開始，政府給予60歲以上且連續從事鄉村醫生工作5年以上、并退出鄉村醫生隊伍的老年鄉村醫生發放困難補助，分別為每月90元、120元、150元，仍然難以保障這一群體的基本生活。”新化縣衛生計生局局長張政兵介紹，按照每千名服務人口不少于1名的標準配備村醫，該縣村醫缺口達200多人。“大部分年輕人嫌村醫工作收入低，壓力大，選擇外出務工。”

　　“我是一只羚羊，茫茫然我沒有了方向。在高風險的醫療時代，我恐懼、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一無所有。” 鄭太紅在筆記本里，反反復復地告誡自己“認真地學習，認真地工作”，如同自我催眠一樣。因為他堅信，“只要我們努力地工作，就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