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3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馬大哈”父母應負刑責）

　　【新聞回放】

　　2月27日21時，天津市南開區大悅城中，兩名兒童墜亡。據現場目擊者介紹，當時一名家長抱著兩個孩子站在四層天井玻璃圍欄處，不想兩個孩子先后跌落圍欄外，并墜至負一層，頭部受重創身亡。

　　目擊者介紹，男孩5歲左右，女孩2歲左右。當時家長懷抱兩名兒童，站在大悅城四層的玻璃圍欄處，一名兒童突然墜落至圍欄外，家長試圖拉住墜落兒童時，另一名兒童也不幸墜落。玻璃圍欄外為負一層至四層直通的天井，兩個孩子墜落至負一層當場死亡。

　　平安天津2月28日凌晨發布通報，事故具體原因警方仍在進一步調查當中。并提醒廣大市民，家長帶兒童外出時，特別是高空等危險區域，要隨時注意他們的安全。

　　成都商報3月2日消息，2月27日發生在天津市南開區的兩名兒童墜亡事件，再度將兒童監護人疏忽應承擔何種責任的話題放置于輿論的焦點。這也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

　　3月1日，記者在北京獲悉，全國政協委員李鈾牽頭，并聯名曾蓉、劉建軍等13位全國政協委員，向本次政協會議提交了《關于未成年人監護失職（疏忽）行為“入刑”的建議》，呼吁追究失職監護人的責任。

　　調查：意外傷害每年致死10萬孩子

　　事發時身邊有家長陪同，家長的疏忽導致發生了這樣的意外，作為監護人，家長對兩個孩子的死亡，該不該負刑事責任？

　　李鈾在提案中稱，我國兒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傷害。中國每年近1000萬的孩子受到意外傷害，其中重傷及殘疾者超過100萬，死亡兒童達到10萬，平均每天死亡270余名。而這些傷害事件中，大多數與監護人的疏忽失職直接相關，各種嚴重案例比比皆是，讓人觸目驚心。

　　兩天前發生在天津的兩名兒童墜亡事件，事發時有家長陪同；2017年1月3日，西安一名不滿4歲的男童在洗浴中心溺水身亡，其母親一直在旁邊看手機。僅2016年7月15日至26日，短短12天里，全國各地就發生了12起兒童意外墜樓死亡事件，最大的8歲，最小的僅1歲7個月。

　　與此同時，作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其主要原因也是監護的失職或缺失。據統計，全國92.1%的涉罪未成年人處于與家庭脫離的狀態，來自家庭的教育、關愛、管護極少。其中，22%處于嚴重缺乏父母關愛的狀態，主要表現為不管不問、經常打罵、不給足夠的吃穿，甚至趕出家門。

　　“馬大哈父母的監護失職，直接導致數以千萬計未成年兒童的傷害，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應該引起包括社會、家庭和相關部門的重視。”李鈾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空白：父母嚴重失職尚無法律制裁

　　家長因嚴重過失將孩子置于危險境地釀成損害，是這起悲劇的直接侵權行為人。即便自己的孩子是受害者，家長是不是也不能免除對孩子死亡的法律責任？

　　但法律對馬大哈父母的失職顯得束手無策。“目前，對這些導致未成年人傷殘或者犯罪的失職父母，基本只有道德譴責，沒有法律制裁。”李鈾委員在提案中寫到，我國現有70多部與兒童保護相關的法律，其中針對兒童的暴力、虐待及剝削導致傷害，均有涉及，唯獨因監護失職（疏忽）導致嚴重后果的行為，沒有法律支撐予以責任人懲戒。雖然《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此也有一定的規定，但規定過于原則、適用范圍狹窄、配套制度不健全，導致在實踐中對于兒童監護失職行為得不到處理。

　　參與聯名提案的委員一致認為，監護制度是公法，應當納入刑法保障，尤其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刑法應當責無旁貸。作為監護人，父母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具有天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其監護職責是法定義務，必須履行。如果失職造成犯罪，顯然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建議：應建立監護替代制度

　　有律師認為，家長是否有刑事責任要根據具體的情況分析，但第二個孩子的死亡中家長要負擔刑事責任的可能比較大，家長是不是確實沒有盡到安全照顧的義務？

　　李鈾委員在提案中建議，在刑法第四章增設“兒童監護疏忽罪”，設立相應的入罪條件和適用刑罰，對監護人有過錯并且造成《刑法》層面上的社會危害性結果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要區分不同的過錯及危害程度，對監護人不適當履行職責的各種情況予以相應的處罰。如，對于因監護人疏忽，以犯罪過失中的“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已經預見但輕信可以避免”造成被監護人輕傷或心理障礙，或是被他人性侵、重傷等嚴重后果的，應當按此罪定罪處罰；致使未成年子女處于危險以及可能出現危險的疏忽照顧行為，沒有造成傷害的，根據情節予以訓誡、罰款、行政拘留，并接受為期一個月至六個月強制親職教育；因監護疏忽，直接造成被監護人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的，則以過失致人死亡或過失致人重傷處罰；怠于履行監護權致使被監護人犯罪的，根據被監護人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處以刑事處罰。

　　對監護失職（疏忽）行為，要建立多類型的刑罰種類。在剝奪監護權的同時，父母需要接受法律強制懲罰（包括強制親職教育、參與社會服務、接受心理咨詢等），同時也要有經濟上的懲處，用以“購買服務”，用于對于孩子的監護教育，在對其課以刑罰的同時還可以保障孩子的生存發展。

　　提案還提出，要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建立監護替代制度。即，在監護人因監護失職而受到刑罰追究的情況下，還必須剝奪犯罪人從事某種特定職業、進行某項活動（如擔任監護人、從事食品經營）的資格。另一方面要建立替代性監護制度。一旦對失職監護人科以刑罰，應有可靠的公益監護人承擔替代性監護，有兒童救助機構和臨時看管機構與之相配套。在原有的三類公益監護人（父母單位、村委會、居委會）難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鼓勵發展社會組織或者民間組織承擔未成年人的保護責任，加大對具有監護資質的社工和社會組織的培養，由專職社工以及有監護權的機構行使監護權。

　　【對話】

　　提案牽頭人、全國政協委員李鈾：

　　“以法律手段 確定監護底線”

　　記者：類似監護問題，您是否第一次關注？

　　李鈾：類似監護失職的社會現象，委員們過去都是關注的，但沒有思考得這么深入。成都云公益發展促進會提出這個問題后，我覺得要從法律的層面，社會的層面，各個方面給予更多的關注。

　　記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提了這個提案？

　　李鈾：我看了他們的調查資料也是觸目驚心，過去是一些零星的案例、個例，但是現在匯集起來，一年有那么多未成年人受到傷害甚至死亡，由于監護人監護失職，未成年人犯法甚至犯罪，這些方面的問題的確需要提高防范意識。實際上從解決這個問題的角度而言，一個方面它是要利用法律的一些手段，因此我認為提這個提案是必要的。如果僅僅是道德層面，有些問題不能很好解決，至少可以以法律的手段確定監護人失職的一個底線。

　　記者：現實生活中，社會往往對悲劇中的失職父母表示同情，沒有主動追究其法律責任的先例，您認為監護失職給予刑罰的處罰，是否有可行性？

　　李鈾：現實中的確存在這樣一個現象，人家家里小孩出了意外，監護人還要承擔法律責任，這太不講情理。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各個方面，包括道德的、法律的，家庭的，社會的共同努力。推動這個制度的建立，不是說一定要把一個人苛以重責，而是一種警醒，避免更多的傷害發生。我覺得還是需要有這樣的法律規定，來對馬大哈父母的行為進行追究。

　　記者：這個提案是很有必要的？

　　李鈾：西方一些國家對于這塊的要求，法律規定是非常嚴格的，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是要進一步健全法律體系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那下一步會有怎樣的推動，我們這個提案提交之后，正常程序會是怎樣的？

　　李鈾：首先需要提供給法律界，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調研、論證，任何一個刑法的一個規定，或者是入刑也好，入罪也好，它是一個法律，它要從整體的層面來思考。目前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散見于各類法律中，我們認為監護人疏忽這個問題，是有必要單獨、系統地進行規范，但究竟該怎么設立，需要法律界進行論證，不管怎么推，我們提提案的目的，是喚起社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