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一聲響亮的啼哭，鄭州市民趙女士的第二個孩子降生了，比預產期晚了兩天。

　　“我當時高興得都哭了！怕他早出來，我躺在床上一周沒敢動。值了！”38歲的趙女士說。

　　趙女士的興奮不只是因為她的二寶出世，更因為他出世的時機。

　　這個幸運兒出生的日子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天，這意味著，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無需承擔任何超生處罰。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況將完全不同。

　　2016年1月1日，不光對趙女士一家，對中國民眾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實行了近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終結，中國進入了全面兩孩時代。

　　離預期有多遠

　　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懸念就是，放開之后到底有多少人會生二孩？如今一年已滿，雖然統計數據尚不完全，但全面兩孩的基本效果已現端倪。

　　有學者認為，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非常嚴峻，全面兩孩政策根本無法改變這一危機

　　全面兩孩政策開放前，不少機構預測將會出現明顯的生育堆積。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預計從400萬到七八百萬不等，個別學者的估計更是超過千萬。即使是最保守的預測，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會超過200萬。

　　從各省市的建檔分娩數據看，2016年的確在不少地方出現了孕產人數明顯上升的現象。以北京為例，2014年新生兒數量為20.8萬人，2015年為17.2萬人。根據北京市衛計委的預測，2016年全年新生兒數量將可能突破30萬人。

　　北京新生兒數量激增，除了外地來京孕產婦增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高校、國有企業總部等。這些部門的員工恰恰是受計劃生育政策限制最強的人員，也就是說，這批人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開后生育意愿的釋放更加明顯。

　　來自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分娩量為15489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同樣，來自山東、江蘇等縣市醫院的數據都表明了孕產人數的明顯上升。

　　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后，出現一定的生育堆積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生育政策放開之后都沒有明顯的生育堆積，那就太可怕了。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這個生育堆積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暫。”陳友華說。

　　目前，2016年全年的新生兒數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門和機構做了預測。在直屬衛計委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官網首頁上，有一個每秒鐘都在變動的人口時鐘，實時顯示中國人口總數和出生人口數量。2016年12月31日，該人口時鐘顯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總量為1618萬人，低于2015年1655萬的出生人數。

　　按照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個人口論壇上的說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預計超過1750萬。王培安表示，這個出生人口數據與全面兩孩政策出臺時的預判基本吻合。

　　與2015年1655萬出生人口相比，1750萬意味著全面兩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數量在100萬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預測。

　　誰在生二孩？

　　根據衛計委的統計，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約9000萬對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歲到49歲。具體來看，過去一年中，都是哪些人生育了二孩呢？

　　就區域來看，如果數據屬實，全面兩孩政策在山東的效果比較明顯。根據山東衛計委的數據，山東省1~9月份一孩出生38.1萬人，占出生總數的37.9%；二孩出生60.3萬人，占出生總數的59.9%，增幅38%。貴州衛計委的數據顯示，2016年頭九個月，全省常住人口出生數為32.46萬人，其中二孩占46.98%。

　　從具體人群來看，全面兩孩第一年中生育二孩的70后呈現增加趨勢。

　　70后在全面兩孩實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積極性相對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齡不等人。

　　15~49歲女性被確定為育齡女性。2016年，70后的年齡在36歲到46歲，已經處于育齡期的末端。對70后女性來說，生育二孩的時間窗口已經非常窄。要想實現再生育的愿望，就必須想方設法，盡快懷孕。

　　受年齡因素影響，70后，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難度比較大。記者曾觀察一個建于2016年初的75前備孕微信群。加入這個群的都是生二孩意愿很高的積極分子。最初群里有100多人，每天很熱烈地討論備孕方法，現在這個群只剩下50人左右，發言也很少，偶爾有人發發廣告。一年以來成功懷孕來群里報喜的算下來不到10%。

　　部分70后抓緊拼二孩的急切心理從各醫院婦產科的建檔人群中也可看出。據北京市復興醫院婦產科主任姜桂英介紹，今年以來，來建檔的高齡產婦明顯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選擇了做試管嬰兒。

　　她認為，今年上半年孕產婦死亡率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兩孩政策放開后，部分高齡育齡女性集中趕末班車生二孩。

　　相比而言， 80后就從容得多。

　　從年齡看，80后在26歲至36歲，由于晚婚晚育的趨勢，這個年齡階段中相當一部分人還沒有結婚，另有一部分人頭胎孩子剛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著急。

　　這就使得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出現這樣一種錯位，部分擁有較強生育意愿的70后由于年齡問題懷不上或者出于顧慮放棄生二孩，年齡較輕的8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又不那么強，簡單說就是，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著急生。這種錯位最終將在全年新生兒數量上顯示出來。

　　而從整體看，民眾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強烈。根據全國婦聯的最新調查，有53.3%的受訪家庭不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在城市，這一比例超過60%。

　　計生系統的轉型挑戰

　　全面兩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歷史性轉折，也是計劃生育系統的巨大挑戰。這意味著計劃生育工作舊有的人口觀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都要進行大變革，需要真正從控制人口數量為主轉向提供服務為主。

　　與轉變工作內容相比，轉變人口觀念任務更加艱巨。

　　浙江省一家事業單位的計生辦主任告訴第一財經，一般來說，基層的計生工作人員對全面兩孩政策是歡迎的，因為工作難度大大降低，壓力變小了。

　　“政策放開了，不需要再強制著不讓人家生二孩了，我們輕松多了。”這位有十幾年計生工作經歷的主任說。

　　處在計生系統不同級別領導崗位的人士對于全面兩孩政策的心情比較復雜。“我感覺到他們不大情愿，還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態。原因很簡單，就是改革之后還有沒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計生內部人士說。

　　據第一財經調研，一方面由于習慣了過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對新的服務工作方式還需要進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舊有的“人口是負擔”傳統觀念，在不少地方還存在對全面兩孩政策的消極抗拒和拖延。

　　這具體表現在，國家層面目前的政策口徑是鼓勵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勵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遠遠不夠，反而設置種種障礙阻撓。一位讀者向第一財經反映，山東一所高校，僅僅給生育二孩的女教師60天的產假，遠遠低于《山東省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過去獨生子女政策下的計劃生育考核體系依然未變，計生體系仍然按慣性運轉，管理和控制意識濃厚，服務意識不足。廣東某市的計生部門2016年仍然發文，要求在錄用、聘用員工時必須查驗計劃生育情況證明，超生人員未處理或處理期未滿五年的，不得錄用、聘用。

　　也有個別地區的計生機構意識到當地的低生育率形勢嚴峻，提出積極具體的鼓勵生育呼聲。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發出公開信，呼吁公職人員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氣候。

　　但此公開信很快從網上撤下。有關人員也不再發聲。

　　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學者建議，應該通過延長產假、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等做法，減輕生育二孩家庭的養育成本，鼓勵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則全面兩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單獨兩孩政策一樣遇冷。

　　從過去一年的實際看，鼓勵生二孩的做法遠遠沒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計生系統和單位，阻礙政策落實的現象屢見不鮮。

　　低生育率大勢難改

　　增加勞動力供應、緩解老齡化是實施全面兩孩政策的兩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兩孩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達到300萬。到2050年可增加約3000萬勞動力，使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低2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采訪了十余位人口學者，盡管對于目前生育率實際水平判斷略有不同，卻一致認同，從目前全面兩孩的實施情況來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難言樂觀。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認為，目前80后成為婚育主體，這一群體婚育年齡的推遲趨勢非常明顯，主動選擇不婚或不育的人越來越多，再加上育齡婦女正在迎來斷崖式減少，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非常嚴峻，全面兩孩政策根本無法改變這一危機。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認為，盡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數據還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國在2014 年后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并過渡到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數并未出現大幅度增長。

　　她提醒，有關部門應該注意到，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雖然部分地區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絕大部分人口中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優先關注的問題應當是長期低生育的風險，而不是對個別三孩出生的控制。”鄭真真說。

　　根據2013年全國開展的城鄉群眾生育意愿調查，中國民眾的理想子女數為1.93。衛計委官員多次引用這個數據，來證明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可以基本滿足絕大多數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行為存在較大的落差，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顯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間。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也已經很小了，因為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還有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和城鎮化等。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應當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李建新、陳友華、人民大學教授顧寶昌等多位人口學者認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經高于民眾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數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過高，沒有必要繼續。他們建議不要止步于全面兩孩，而是應該盡快放開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權還給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