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貨幣政策寬松預期再次升溫。昨日，央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落幕，會議提出要保持留貨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當天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在官網刊發《更好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一文，建議下半年要擇機進一步降息降準，雖然隨后這一內容被刪去，但仍被業內解讀為新一輪雙降的“預告”。

　　貨幣穩健適時預調微調

　　昨日結束的中國人民銀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指出，下一步，我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有效性。而且，還要制定金融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政策措施。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從央行本次表態來看，我國貨幣政策將以穩定性和連貫性為主，不會產生較大波動。

　　會議同時指出，由于下半年宏觀調控和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任務仍然十分繁重，在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也提出要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水平合理充裕，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徐洪才解釋稱，目前，我國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存款準備金等，對這些政策工具進行調整，都將影響我國的經濟形勢。以存款準備金為例，在降低存款準備金(即降準)之后，市面上的貨幣流通量則會增加，從而可能刺激消費和生產的積極性。

　　是否降息降準仍有留白

　　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曾在昨日上午發布的文章中指出，下一步，建議“擇機進一步實施降息、降準政策”，這也是國家機構在近期內首次建言降息降準，雖然政策研究室隨后火速刪除了這一內容。業內猜測，此舉可能是出于管轄范圍受限所致，但依舊可以解讀為貨幣寬松政策的信號釋放。而徐洪才也指出，央行會議提出的“適時預調微調”為降準降息等調整留下了一定的可能性。

　　自今年2月29日降息以來，降息政策今年還尚未實施過。“今年降準次數過少，下半年應該再多降兩次”，徐洪才坦言，由于現在我國的存款利率幾乎為負，因此降息的空間已經很小，就算再降息，一來不會有太大幅度，二來效果也不會太明顯，在現在的經濟背景下，能發揮更大作用的是降準。

　　據了解，今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擬增長13%，但最近三個月的增速都明顯低于這一目標，目前僅在11.8%左右。對此，徐洪才提出，盡管央行提出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但在相對穩定的同時，也要具有靈活性、針對性、前瞻性，盡快降準可以鼓勵銀行釋放長期信貸資金，進一步降低我國企業成本，是理性的選擇。

　　投資下行 去庫存壓力不減

　　今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下降。以制造業為例，上半年，制造業投資增速比前5月回落1.3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了6.4個百分點。受市場需求不足等因素影響，制造業多數行業投資增速普遍回落，在31個制造業大類行業中，21個行業投資增速較前5月有所下降。

　　7月中旬，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6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71416萬平方米，比3月末減少2100萬平方米，實現今年以來連續第四個月庫存減少。上半年消化的庫存主要都集中在一二線城市，三四線城市壓力仍大。

　　對于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在撰文中建議因城施策加大調控力度。鼓勵商品房庫存較大的城市進一步加大去庫存力度，可采取先租后售、與政府共有產權等方式促進居民購房。對于一二線等住房供應緊張的城市，文章提出要采取擴大新增供地、盤活存量土地等方式擴大土地供給，防范土地價格快速上漲。在業內看來，此舉也是國家發改委喊話部分地方調控政策進一步寬松，同時要逐步實現“一城一策”的表現。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稱，本輪一二線城市房價出現爆發式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信貸寬松。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按揭貸款新增2.36萬億元，同比多增1.25萬億元。“由此可見，本輪市場爆發的主要導火線與主因都是信貸的釋放量，雖然整體新增加貸款降速，但居民長期貸款依然保持高位，甚至還刷新了紀錄。”張大偉直言，根據歷史經驗判斷，我國房地產交易價格爆發、上漲基本都與信貸過量有密切關系。

　　財政政策助力企業降成本

　　“要為企業減輕負擔，不能光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也要來幫忙”，徐洪才表示，目前我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市場本身的投資增長動力日趨疲弱，我國投資下行壓力不容忽視，因此在“雙降”之外，降低企業稅費等財政政策也不能落下。事實上，我國也正是一直在財政方面不斷加大為企業降成本的力度。

　　“相比于改革前，今年我們為企業和個人減輕負擔5000多億元”，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我國已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于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在此基礎上，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撰文建議，我國應進一步清查和取消各種不合理的附加費，此外，還要督促前期各項稅費補貼政策落實到位。在培育新動能方面，對于企業購置納入首臺(套)推廣目錄的設備，也將給予按投資額10%抵免所得稅的政策。

　　不過，徐洪才也指出，我國在為企業減輕負擔方面仍面臨著一些難題，比如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后，部分企業自身管理跟不上，無法及時跟上營改增的腳步；此外，部分優惠政策降低了企業辦證的時間成本，但對金錢成本的降低力度還不夠，導致部分企業獲得感不強，而個別政府部門由于自身利益，也可能阻礙企業減稅政策的推進。北京商報記者 蔣夢惟 林子/文 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