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上海6月6日消息（記者吳善陽）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今天發布《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發展報告2017》，報告共涉及絲綢之路沿線的6省區及22個地級市或自治州，是國內首個以絲綢之路城市群發展現狀與總體評估為對象的研究報告。報告分析了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空間分布、歷史沿革與文化特征，分析了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的主要特點與發展現狀，并與我國三大城市群萬里長城了綜合比較，提出了關于規劃建設絲綢之路城市群的對策與建議。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介紹，為更好地認識和把握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發展現狀與主要問題，評估其作為一個城市共同體在中國城市群家族中的主要單項與綜合發展水平，該院2014年著手啟動《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研究報告》項目，2016年正式立項為上海高校智庫內涵建設計劃《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發展戰略研究》，從今年開始，將按年度發布。

　　以當代城市群研究為先進理論基礎對絲綢之路沿線城市進行歷史溯源及形態分析，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節點性城市，在歷史上主要包括南陽、西安、洛陽、固原、靖遠、武威、平涼、會寧、蘭州、酒泉、敦煌、天水、隴西、臨夏、西寧、張掖、哈密、烏魯木齊、伊寧、吐魯番、龜茲、阿克蘇、喀什、若羌、且末、于闐26個。由于行政區劃變革的原因，在今天已變成中西部6省的22個地級市或自治州。形態豐富的自然環境條件、類型多樣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多元的社會文化生態，是中國古代絲路城市發生、發展和繁榮的基礎和條件，并藉此于漢唐時代成為當時世界最發達的城市化區域。交大城市科學研究院團隊在國內外首次把這26個古代絲路城市命名為“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這個城市群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境內的主體形態基本吻合，也是今天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最重要的基礎和支點。

　　與我國已有的其他城市群相比，絲綢之路城市群位于我國西部地區，城市源流久遠，歷史輝煌，并呈現出多區域、多文化、多中心的特點，在中國城市群中獨樹一幟。

　　（1）多區域：“滿天星斗”式的“條形”形態。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包括26個城市，在今天分屬于22個地級市或自治州，涉及河南、陜西、寧夏、甘肅、新疆和青海6省份，同時涉及到已有的中原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寧夏沿黃城市帶、天山北坡城市群、蘭州—西寧城市群等。由于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城市間隔較大、交通不便以及城市布局比較松散、內部聯系較弱等原因，絲綢之路城市群在機制上遠不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東部城市群那樣緊湊和集中，呈現出一種多區域融合、“滿天星斗”式的“條形”城市群形態。

　　（2）多文化：豐富多樣的區域文化。絲綢之路作為歷經千年的人類大型文化遺產，既見證著歷史的滄海桑田，城市的興衰消長，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滲透融合，積淀了豐富和多樣性的地域文化。同時，以綠洲農業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屯墾文化及域外宗教文化為核心資源，絲綢之路豐富多樣的區域文化是基于北方文化圈的京津冀、基于嶺南文化的珠三角、基于江南文化的長三角、基于巴蜀文化的成渝城市群、基于齊魯文化的山東半島、基于實用理性的中原經濟區等不能相比的。

　　（3）多中心：多元共建的戰略支點。改革開放以來，絲綢之路形成了洛陽、西安、蘭州和烏魯木齊四大區域中心城市，為城市群的規劃建設提供了初步的分工體系和層級關系。有別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東部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一城獨大”，這四大中心經濟實力較為雄厚、人才集聚效應明顯、對外交通便捷、文化資源豐富。同時，由于地域廣闊和腹地充足，大部分城市較為落后，有利于避免因“距離太近”而“惡性競爭”，形成“以點帶點，以點及面”的協調發展態勢。

　　與三大城市群的綜合比較分析，從土地面積和人口規模看，絲綢之路城市群土地面積達到163.57萬平方公里，遠超三大城市群的任何一個，分別是長三角的16.21倍、珠三角的29.87倍和京津冀的8.95倍。但人口密度卻最低，每平方公里土地承載人口只有40人左右，遠低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已超千人的規模，屬于“地廣人稀”的類型，城市群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從地區生產總值看，2013年，絲綢之路城市群22個地級市或自治州的地區生產總值為22476.2億元，只占同期長三角的23.76%、珠三角的42.36%和京津冀的39.80%。從地均GDP看，絲綢之路城市群單位土地生產總值分別為后者的1.47%，1.42%和4.45%。在人均GDP方面，分別是后者的37.96%、37.33%和54.08%。絲綢之路城市群有大量的土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這與絲綢之路沿線惡劣的氣候和地質環境，也與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緊密相關。

　　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已成為三大城市群經濟最重要的板塊。絲綢之路城市群第二產業仍是主導產業。2013年，絲綢之路城市群一、二、三次產業的比值為11：46：43。工業占比大，農業占比遠超三大城市群平均3.3的水平，也超過全國9.4的平均水平。絲綢之路城市群很多地方仍以農業為主，城市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任務相當艱巨。

　　從城鄉差距角度看，2013年，絲綢之路城市群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為2.56倍，低于全國2.80的平均水平，高于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但收入普遍較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長三角和珠三角農民收入的一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剛超過長三角和珠三角城鎮居民收入的一半左右。絲綢之路城市群城鄉差距相對不大，是以其城鄉經濟欠發達和居民普遍不富裕為前提的。

　　從進出口總額看，2013年，三大城市群進出口總額分別占到全國總量的29.30%、25.18%和14.53%，同期的絲綢之路城市群進出口總額只有465.27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1.12%，這種有限的規模和影響，與其在歷史輝煌時期的重要地位嚴重不相匹配。

　　從旅游業發展看，2013年，絲綢之路城市群入境游客數量為335.29萬，分別為三大城市群的11.82%、7.96%和30.82%。絲綢之路城市群國內游客數量32993.78萬，同比增長45%，高于同期的珠三角，但卻遠低于長三角和京津冀，這與其擁有的豐富旅游資源極不相稱，也是絲綢之路城市群今后需要花大力氣研究和拓展的“黃金產業”。

　　從我國“一帶一路”沿線的具體情況看，不僅“對外開放的條件和基礎”需要持續加強，“國內的經濟發展和縮小區域差異”的任務也十分繁重。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比，絲綢之路經濟帶由于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和不均衡，尤其需要集中力量和資源盡快“補齊短板”，夯實“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基礎。為此，報告提出關于規劃建設絲綢之路城市群的對策與建議：

　　1.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為契機，抓緊研究制定絲綢之路城市群發展總體規劃

　　絲綢之路城市群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豐富，位于中國西北門戶，是溝通中亞和歐洲的重要橋梁，同時，“一帶一路”戰略不僅對開發西部、刺激內需、促進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也為西部大開發的持續深入推進提供了新的重大歷史機遇。就此而言，絲綢之路城市群的規劃布局可謂正逢其時。2014年以來，“一帶一路”成為31個省份政府工作報告的“標配”，新疆、陜西、甘肅、寧夏和青海等表現更為積極主動，但也出現了一哄而上、雜亂無序等混亂現象。目前，迫切需要在《愿景行動》的框架和指導下，研究制定中國絲綢之路城市群發展總體戰略規劃，明確絲綢之路城市群的空間邊界、戰略定位、層級體系、任務分工和協作機制，推進城市群合作體系的建立，實現不同城市各安其位、有序穩定發展，成為推進西部大開發的“主體形態”和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支持平臺。

　　2.以城市群規劃建設為中心，改革調整西部政策和資金資源配置方式

　　統計資料顯示，西部與東部地區生產總值的絕對差距持續擴大，說明過去的政策制定和資金資源配置方式存在問題，需要結合新的發展形勢和實際效果進行改革和補充。以往的主要問題，一是“建設主體不明確”。由于西部本身只是一個空間范疇，不具有行政執行功能，相關的政策和資金必然落入“各自為政”的不同省市，并使國家推進區域開發和協調發展的戰略意圖大打折扣。二是“建設內容不完整”。相關政策和資金主要被用于“看得見，摸得著”的西部地區“硬件”建設上，加劇了西部地區“物質文化”與“人文精神”、“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不平衡和不協調。為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部署，當務之急是“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經濟”和“文化”為兩大重點領域，改變現有的政策和資金資源配置方式，為從根本上扭轉絲綢之路城市群整體落后和不發達現狀提供有力的杠桿和工具。

　　3. 摒棄以GDP為核心的“經濟區”戰略，實施文化型城市群的綠色發展道路

　　我國很多“城市群規劃”都是以“經濟區”命名的，在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的中西部地區尤其顯著。“經濟區”側重于區域經濟發展，其他方面經常被忽視或犧牲。“城市群”不只是經濟的一體化，本身具有矯正“經濟區”唯GDP傾向的功能。就此而言，在絲綢之路沿線城市戰略規劃時，不僅要在“形式”上堅決拋棄“經濟區”的概念，同時在“內容”上要堅決摒棄以GDP為核心的“經濟區”模式。絲綢之路沿線城市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資源，緊密結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注重人文城市建設”，以文化型城市群作為頂層設計，既可克服了各省市單體作戰的發展模式，也有助于走出“經濟型城市化”造成的困境和后遺癥，引領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進入以文化發展為主題、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以政治建設為目標的良性循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