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食品（農產品）安全研究院院長 洪濤教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對此，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這一問題。

　　一.消費轉型升級是供給側改革的起點和終點

　　供給改革與消費轉型升級是什么關系呢？我認為，消費轉型升級是供給側改革的起點和終點，供給側改革能夠提供有效地消費供給，否則“唯供給側改革”必然會出現“逆經濟”現象。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政策的調整，我國最終消費影響力越來越大，2013年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2014年為50.2%，2015年為66.4%，2016年1-6月為73.4%，首次超過70%。2006年以來，美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國超過了60%，日本和韓國也在50%—60%之間。也就是說，中國現階段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日本、韓國，甚至也接近或超過美國。

　　因此，當消費對國民經濟的作用增大時，不重視消費，或者輕視消費對經濟作用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

　　二.農村消費基數較低但5年來鄉村消費增幅高于城鎮

　　2015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0.09萬億元，但是城鎮消費達到25.89萬億元，而鄉村消費只有4.19萬億元，城鎮消費是鄉村消費的6.17倍。

　　可喜的是，2012年至今，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高于城鎮，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1-10月，連續5年鄉村消費高于城鎮，2012年鄉村高于城鎮0.2個百分點，到2016年高于0.7個百分點。

　　2012年一個城鎮人消費相當于6.54個農村人消費，5年來這一比例在縮小，到2016年為6.13個農村人消費，但是仍然沒有突破6的距離。

　　三.擴大消費應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用現代商品理念來發展現代流通業

　　過去我們講商品只是實物商品，現代商品是由實物商品（Goods）、服務商品(Services)、各種體驗活動(Activities)構成的，從現代商品結構來分析，許多商品是在流通過程中產生的，如服務商品、各種體驗活動，即使實物商品，除了核心商品外，其外觀商品、輔助商品、配套商品、包裝商品也都與流通相關聯。因此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側的有效供給，除了需要提高核心產品的安全和健康外，還需要將重點放在流通領域的商品創造，以滿足消費者多種消費需求。

　　（二）促進發展與加強監管相結合

　　從網絡消費的供給側來說，20多年來，中國電商得到較快地發展，但是，從電商生命周期的規范性說法來講，仍然屬于“成長期”與“發展期”的關鍵時期，需要政策培育，需要政府促進發展，也需要政府網絡實效監管，但在過渡時期很難做到“無縫連接”，當前正確處理好“促進”與“監管”二者的關系十分重要。

　　（三）加快完善流通法律體系建設

　　當前應盡快出臺《電子商務法》，出臺微商管理規范行業標準，同時充分發揮現有的實體經濟中已經有的主體法、客體法、對象法、行為法、環境法等，促進現代流通的良好的營商環境的建設，促進商品流通安全、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充分發揮各類電商主體作用，特別是第三方平臺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電商的主體是企業和經濟組織，電商管理的主體是政府，但是第三方平臺也是電商監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第三方平臺自律和監管，電商營商環境是不可能改變的。

　　（五）用區塊鏈技術推動“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

　　區塊鏈是一種新的網絡技術，是采取網絡科技的方式形成一個相互監督、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關系，通過探索區塊鏈技術，通過科技方式解決當前現代流通中的守信聯合激勵和聯合聯合懲戒的目的具有意義。

　　（六）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現代流通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同時要注重政府對流通資源的宏觀調控，當前電商的交易平臺資源、物流配送快遞資源、資金支付及其互聯網金融的資源結構性不足和閑置浪費同時存在，實體網絡與電商網絡結構性不足與閑置浪費同進存在，應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

　　（七）促進“吹哨人”制度、“紅名單”制度、“黑名單”制度的健康有序發展

　　應鼓勵食品安全、電商社會共治，特別是促進“吹哨人”制度、“紅名單”制度、“黑名單”制度的建設，使守信聯合激勵與失信聯合懲戒落到實處，促進社會共治的良好電商環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