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熊孩子”這個詞頻頻見諸媒體。新聞里的孩子們張牙舞爪吵吵嚷嚷，不懂禮數不守規矩缺乏教養，似乎一下從祖國的花朵變成了人嫌狗不待見的熊孩子，有在商場里按電梯的緊急制動按鈕的，有在高速隧道喝酒開Party的，有玩手游刷掉父母辛苦賺的血汗錢的，有在各種公共場合跑來跑去大吵大鬧的，有在展館撒歡破壞展品的，還有校園霸凌的。近日，在高鐵上，因為幾個孩子在車廂里吵鬧，有位男士無法接受，提醒孩子的家長管一管。孩子的家長不但不管自家孩子，反倒嫌提醒者多事，還把提醒者的眼睛打出了血。輿論場頓時熱鬧了起來，伴隨而來是激烈的爭議，既有“孩子還小，你跟他置什么氣”這樣的開脫，又有“真是丟臉，這孩子真欠揍”這樣的痛斥，更多的則是“熊孩子背后是熊家長”這樣的歸因。

　　一個人的性格與其家庭氛圍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講，把“熊孩子”歸因于“熊家長”，不無道理。家風影響家教，家教塑造性格。《紅樓夢》中賈母說過這樣一段話：“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么刁鉆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鉆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給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反觀“熊孩子”的家長，要么是對孩子無原則地溺愛，就算自己的孩子在公共場合扯破嗓子喊叫，也一樣會夸“你真棒，將來準是歌唱家”；要么則是自己心理尚且不成熟，自己還是個“寶寶”，常常“心里苦”“要抱抱”，對于孩子的管教自然也就無從說起。

　　有網友說，“一想到為人父母居然不用經過考試，就覺得真是太可怕了”。也有媒體建議不妨開辦“父母班”，讓通過學習并且考核合格的父母“持證上崗”。雖說這樣的建議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操作起來恐怕困難重重：專家們的育兒理念尚且難以達成一致，誰有資格授課？家長們有沒有時間和意愿參與進來，這樣的考核最后會不會出現自說自話的尷尬場面？對于屢屢無法通過考核的家長，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謹慎而復雜的論證。

　　再看看學校教育。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與智育和體育相比，德育缺乏相應的量化指標。既不能用一天扶了幾個老奶奶過馬路作為考核內容，也不能比看誰拾金不昧的數額大、次數多。在升學率這根指揮棒下，學校對德育的缺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似乎就成了“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于是在有些學校，即便出現了校園霸凌，最終也只不過以簡單的批評教育草草了事。在只看重成績不注重品德的背景下，德育在某些學校也就真的成了在思想品德課上對本單元知識點的“背誦并默寫”。

　　在“熊孩子”的養成上，學校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如果說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在德育方面有所缺失，但也沒有給孩子灌輸“熊”的觀念，那么是誰灌輸的“熊”呢。

　　我們先從娛樂說起，成年人的減壓方式和娛樂場所多種多樣：約三五好友打打桌游，去KTV嗨歌，到健身房出出汗，甚至可以偶爾選擇一場宿醉放空自己。反觀孩子們，排遣煩惱的方式似乎只能通過玩耍。而城市的規劃與建設者們，似乎忘記了孩子的這一天性。有多少城市的少年宮要么成了毫無功能的擺設，要么成了各類課外補習班的天下。寸土寸金的城市，可供孩子們玩耍踢球的免費場地越來越少，與大自然相關的知了、螞蚱和螳螂也漸漸走出了視野。幸運或者不幸的是，這個時代還有網絡和電視，無論手機游戲還是動畫片，都不缺乏暴力的場景和鏡頭，孩子們強烈的模仿能力在此刻似乎找到了落點，于是當出現孩子為了打游戲偷錢或是因為模仿灰太狼燒傷同伴這樣的新聞時，社會輿論的責備聲中似乎有了新的對象和新的內涵。

　　無論如何，都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熊孩子”不是生出來的，是教出來的。從表面上看，家長、學校和社會，理應是教育者，但卻屢屢缺位；任由娛樂等其他并不專業的“教育者”來接手，也正是這樣陰差陽錯的怪現狀，讓“熊孩子”的出現變得雖不合情，但卻合理——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情感和期望并不會天然轉化成孩子溫和乖巧的現實，只有付出教導，才能收獲成果。就如同再高的梯子，架錯了墻也是白搭。

　　最后回到熊孩子本身。“熊”是孩子的天性之一，是孩子對外界的探求和認知，孩子們樂此不疲的調皮和淘氣本身可以看做是對外界的探險。“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為沒有引導和教育，孩子只剩下“熊”。更可怕的是，由于孩子內心敏感又缺乏辨別能力，容易被大人貼的標簽影響，一旦其內心認定自己就是“熊孩子”，可能再也不接受別的設定。這樣長大的孩子，用拾得和尚的話說，“過得十年，你且看他”——恐怕已經積重難返了——從這個角度講，“熊孩子”本身也是“熊孩子”這一輿論標簽的受害者。

　　魯迅先生百年前發出的“救救孩子”的呼聲，如今看來，仍有現實意義。我們要拯救的不僅是孩子，也是我們自己，更是這個社會可以預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