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邊大多數(shù)同齡人，一個接一個地尋找或大或小的房子安頓自己的生活時，29歲的杭州人否否的家，還沒有落在地上。

　　一輛報廢的大巴車承載了他的全部家當。在此之前，父母也給他買過房子，在杭州城西，足足100平方米。但是，這個“嘻哈”的年輕人，幾乎想也沒想，就賣了房子，創(chuàng)業(yè)，然后改造了一輛大巴車當做家。

　　大巴車不大，30平方米，狹長，從頭走到尾不過10步。有裝酒的吧臺，有現(xiàn)代畫，有留聲機和大音箱，還有壁爐，旁邊堆的柴火，散發(fā)著木頭的香味。

　　否否常年戴著鴨舌帽，狹小的大巴上專門有兩個格子的空間用來擺放他的帽子。改造后的大巴被涂成艷麗的黃色，從工作臺到懶人沙發(fā)的一切細節(jié)都散發(fā)著告別傳統(tǒng)的意味。晚上，這里可以舉行很“躁”的電音派對；白天，支起窗戶，可以就著遠處茶山飄來的空氣，吃新出爐的全麥面包。近處是一個嘈雜、顛簸的拆遷工地。

　　最近關(guān)于房子的新聞不斷，朋友圈以“房子”為關(guān)鍵詞的“雞湯”與“反雞湯”層出不窮。否否懶得打開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

　　在法語中，fou是瘋狂、執(zhí)著的意思。2010年否否前往法國第戎國立高等藝術(shù)學院攻讀研究生，學的是當代藝術(shù)。2013年年底回國，父母就已經(jīng)給他置了“安身立命的房子”，規(guī)劃好了新生活的起點。

　　“首付100多萬元，貸款自己還。”他當時做策展人，每月工資6000元，其中一半用來還房貸。“社會上，能給你留個房子的父母已經(jīng)仁至義盡了。”

　　沒跟誰商量，他賣掉了房子，“8000元買來大巴車，三四千元拖過來，就變成我家了”。

　　有人用一分鐘抽了一根煙，他用一分鐘砸碎了6塊玻璃；有人用一小時打了一盤游戲，他用一小時拆了一輛大巴；有人用一個月時間找了一份工作，他用一個月時間造出了“新家”，“決定自己的人生”。

　　當時，大巴是淡綠色的，破破爛爛，里面有兩層的臥鋪，留出狹窄的通道。赤紅色的床板上落滿灰塵。

　　“當初選大巴車的時候，有兩個選擇，還有一個更新、結(jié)構(gòu)更完整。”但他一眼挑中了這個。它破舊、一扇窗戶還是碎的，選它的理由很簡單，“車前貼著‘杭州——東莞’的路線標志，我覺得它承載了很多歷史，飽含了年輕男性對生活的向往。”

　　29歲，還能用“人生充滿可能性”這樣豪氣的說法，但對很多人來說，生活充滿的是不確定性，變數(shù)太大。不論職場生涯還是個人生活都懸而未決，甚至連以后去哪個城市發(fā)展都沒想好。很多人只想盡快地把這些未知數(shù)變成已知數(shù)。但否否卻恰恰相反。

　　“有房子太舒服。如果有個不合理的工作，限制了很多年輕人的未來。很想擼起袖子大干一把時，發(fā)現(xiàn)還要還房貸，留著房子結(jié)婚，干脆什么事都別干了。”否否說自己不一定非留在杭州工作，當時自己正想創(chuàng)業(yè)，缺啟動資金，機會不等人，干脆賣了房子創(chuàng)業(yè)。

　　“（跟父母）沒什么好商量的，當初給我買，也沒經(jīng)過我同意呀。”否否說父母挺理解他，他的爸爸是工程師。叔叔當過電工，他把零部件的圖紙給父親，幾天后成品就拿過來了。叔叔幫他裝配零件并對漏點打“補丁”。車里十多個窗戶的尺寸不一，沒有商家愿意定制窗簾，“是我媽找?guī)讉�要好的姐妹縫的。”

　　沒有設計圖，工人沒有參照物可以看，“我一點點在實地跟他腳點點、手點點、畫畫線，弄出來的這么一個東西。”

　　為最大限度使用車內(nèi)空間，否否全部拆除車內(nèi)的座椅、行李層，只保留最下面一層車底。原本車內(nèi)的小玻璃窗也被拆除，換成了整塊的大玻璃。車內(nèi)所有電源、進水、排水等都從車底走。

　　改造好后，否否說，這輛大巴最大的價值是給他提供了足夠的新鮮感。他覺得年輕人對于成功缺乏想象力。房子的大小、位置、新舊成了衡量成功與否的標志，“一個人靠撿垃圾買房會成為新聞，大家會認為他買房了算成功，而不是撿垃圾很開心算成功。”

　　“當然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就是個傻×。”否否賣掉房子改造大巴的新聞出來之后，“很多人心疼我爸媽，說我要是有這么個兒子，就打斷他的狗腿。”他用一種盡量輕松的語氣說，他以后也不打算結(jié)婚，不想被一張紙束縛。

　　有一次，他的媽媽終于“責備”了他，“我媽說我是作秀，你去搞那么多事情干嘛，搞得鄰居都在旁邊說。”

　　他卻一直強調(diào)自己“沒有太出格”、“很正常的事情”。 他喜歡戴著鴨舌帽，靠在壁爐前的懶人沙發(fā)上，“中國人天生缺乏安全感，我覺得在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