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2月19日消息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在網上搜索“北京車牌租賃”，撲面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廣告。無論你是想長租還是短租，一應俱全。大小論壇里，大家更是互動交流著租車牌的心得體會。一張北京車牌，難倒了有剛性需求的人們，更催生了龐大的車牌租賃市場。

　　由于北京普通小客車搖號中簽比例連年降低，加上這兩年網約車的推動，“牌販子”的生意也越來越火，一個京牌一年出租價7000到14000元不等，而倒騰京牌的“牌販子”月收入可達三四萬元。一位“牌販子”透露，近期在他手里租京牌的大部分是網約車司機。

　　網上“牌販子”的合同是這樣約定的：車牌轉讓期內，車輛產生的一切費用及債權債務都由承讓方支付并處理，與出讓方無關；車輛牌照在轉讓期間應購買第三方保險，保額50萬元，因交通事故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應由承讓方和保險公司根據事故處理的有關部門的裁決進行賠償，與出讓方無關；車輛在轉讓期間所產生的一切責任都由承讓方承擔，出讓方概不負責。合同還規定，出現任何問題，出讓方不承擔任何連帶責任。

　　不過有律師和法官提醒大家，出租車牌存在極大風險。私下里簽的免責合同不受法律保護，如果出現交通傷亡事故，出讓方可能要承擔事故責任。

　　搖號政策已經實行五年之久，不可否認，在搖號政策實行的最初一段時間，確實為緩解擁堵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如今，在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總體處于高位水平，路況條件難以立即改變的情況之下，簡單的定量控制號牌增長恐怕也是難解近憂。

　　車牌轉租風險不可不防。關于此話題，北京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包華做出了點評。   

　　包華：車牌轉租之所以這么火，一是因為目前很多大、中城市推行了車輛限購政策，買車不像過去一樣，什么時候想買、想買多少臺都可以，現在號牌受到控制。二是現在很多大型城市、中型城市也在出臺限行政策，一旦限行政策出臺，有機動車的車主不一定能在需要的時候使用自家機動車，這加劇了大家的購車需求，導致限購政策出臺后，申請購車的人數激增，而中簽率大幅度降低。三個是現在市場上有大量網約車，從共享經濟的角度，網約車確實對資源存量的調取效率更高，但也加大了關于車輛的經營使用的需求，所以限購、限行和共享經濟共同構成了目前車牌轉租市場持續火爆的原因。

　　法律對車牌轉租其實是有限定的，也就是車輛本身的車牌是不可能轉租的。所謂的車牌實際上標明了某一輛車身份的兩方面，一方面符合法律規定，可以上路行駛；另一方面可以跟其他車輛進行相應的區分。上牌照時，先要對車輛有認定，還要給它一個編號，這個編號實際上是查找這臺車的主要手段。

　　車牌如果跟某一臺車進行相應的綁定，跟車輛的所有人進行相應的綁定，實際上是不可以轉租的。我國實行的是機動車登記制度，通過機動車登記數據庫、車牌號可以直接查到車主、車輛的具體信息。所以在法律上，車牌不存在轉租問題，轉租行為當然也會在法律上會被認定為無效。

　　目前很多中介機構或者個人進行車牌轉租的中介服務，這個行為一定是違法的，而且如果出現了嚴重后果，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是犯罪，因為這個行為本身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比如非法經營罪，如果產生嚴重后果，也可能和具體的侵權人之間在其侵權行為或犯罪行為基礎之上構成罪犯。

　　現在的車牌轉租，對于一般車主來說，有以下幾個風險。第一，最常見的是轉租后車牌無法回收，有時轉租車牌，不帶車租，而是承租車牌的人通過這個車牌自行購車，車輛從始至終一直是在車牌承租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由其使用。如果車牌照的持有人想把車牌取回，必須先行將車牌承租人的車輛過戶到其他牌照之下，由于限購政策，這實際上是很難順利執行的，由于車輛不能夠過戶而最終無法取回車牌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第二，一旦車輛本身出現交通事故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糾紛責任對車主而言是無法回避的。有的車主在出租號牌時，簽署過協議，約定自己是免責的。但這個免責并不是對人身財產損害的受害人的，而是在出租方跟承租方之間，一旦人身財產損害的受害人提出異議，免責協議條款對被侵權一方是沒有效力的，受損害一方依然可以追究車主責任。當然，受損害一方首先會去追究駕駛員的責任，其次會追究車主的責任，這對于被侵權一方而言是法定權利。協議中所約定的車主不承擔責任，只能是對承租人而言的。

　　之所以把車牌出租拿到節目上說，是因為大家在日常已經見到過這樣的事件，我本人在職業中也曾經遇到過車牌轉租導致需要承擔事故責任的情況。大家可以想見，機動車存在一定的事故比例，如果轉租行為比較多、比例比較高，那么這樣的情況其實并不少見。在這種情況之下，車主或者牌照持有人肯定會承擔民事上的、比較大的責任，如果涉及到行為人可能有一些犯罪行為，車主的責任可能會更大。

　　行政部門需要對車牌轉租市場的存在以及車牌轉租行為加以約束，但這樣的管理行為要受到法律約束。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的情況下，機動車等的主管部門不可能要求駕駛員只能駕駛自己名下的機動車，而不能駕駛別人名下的機動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管理部門在進行管理、協調和控制時，就受到了法律方面的約束，很可能無法直接介入到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間。但如果能夠查明轉租中介機構客觀存在，而且可以就此查明出租和承租人之間的行為客觀存在，政府部門是可以主動作為的。

　　目前車輛主管部門、道路交通主管部門和駕駛員的主管部門，都是公安部門在這種情況下責任可能會更重一些，也會更大一些，必須要在車輛、道路交通和駕駛員三個層面上對車牌轉租行為加以約束，這樣管理才可能長效。同時也希望廣大公眾能夠了解車牌轉租會自擴大身風險、加重責任，避免這樣的行為發生，不要因為每個月幾百塊錢的牌照使用費，把自己的責任放大到無法承擔的程度，或者把自己的相應權利交給一個自己并不熟悉的人去行使，這樣的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恐怕比幾百塊錢的車牌使用費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