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大氣污染防治法草案三審稿刪除機動車限行規定，空氣質量可能成為政府考核內容。《央廣財經評論》本期關注：大氣污染防止，從治標走向治本。 

　　央廣網北京8月25日消息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大氣污染情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也正在進行三審的程序。昨天，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聽取了審議結果的報告。

　　大氣污染防治法之前的制定過程中，“機動車限行”是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在三審草案中，關于機動車限行的規定被刪除，而之所以刪除，主要是考慮到限制機動車通行的社會成本高，群眾反響大，可以不在本法中普遍授權實施，由地方根據具體情況在地方性法規中規定。

　　雖然不規定限行，三審草案還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是制定燃油質量標準，應當符合國家大氣污染物控制要求，二是石油煉制企業應當按照燃油質量標準生產燃油。從燃油的角度來控制大氣污染，有希望達到比較好的效果，而且也把對機動車行駛的影響盡量地降低。

　　除此之外，三審草案還確認了環保部門直接執法的權力。草案規定，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當會同工業和信息化、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有關部門，通過現場檢查、抽樣檢測等方式，加強對新生產、銷售機動車、非道路移動機械大氣污染物排放狀況的監督檢查。

　　同時，三審稿還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城市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大氣污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考核結果應當向社會公開。也就是說，環境質量有望成為政府考核的目標，這項措施，將會對大氣污染防治的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取消機動車限行，提高信息公開的力度，這些方式會給大氣污染治理工作帶來哪些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教授王叢虎和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張彬對此進行了分析與解讀。

　　經濟之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城市都把機動車限行作為防止大氣污染的一項重要措施，限行的城市慢慢增多，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三審草案取消了機動車限行的規定。如何理解機動車數量和空氣污染之間的關系？機動車是不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

　　王叢虎：從總體上看來，三審稿更趨于科學及人性化，也更趨向于采取更合理有效，并能夠帶來綜合效益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界和實體部門一直在討論，如果要限制機動車，實際上就是對它的使用權和通行權進行限制，這就和我們當初對于車輛的使用預期產生了巨大的反差，這也引發了一些社會的討論，但這次的三審稿顯然充分考慮到了社會的反響和民意，同時也在考慮更全面、更綜合及更科學的一些方法。

　　經濟之聲：在這次的三審稿中，一方面機動車限行被取消，另外一方面三審稿也提到地方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在具體的地方性法規中進行規定，這兩者的區別在哪？

　　王叢虎：我認為這體現出這些年我們中央一直在激活地方政府的權力和主動性，同時，我們在年初通過了這個立法，并把全年的資金下放到了社區的市，使得它們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央在逐步的把權力下放，同時激活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為其實它們更加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

　　經濟之聲：三審稿中雖然取消了機動車限行的規定，但是卻加入了另外一項措施就是加大對于燃油質量的管理。從燃油入手防止空氣污染，是不是一種更好的方法？

　　王叢虎：我非常同意這種觀點，中國在2014年開啟了一個治理元年，也就是開啟了一個治理現代化的時代。我們的治理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的通過強硬的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而是采取多元化的治理手段。

　　經濟之聲：我們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三審稿中，取消了汽車限行的規定，同時加強了對于燃油質量的管理。這種改變，是否也體現出了一種對于大氣污染防治的一種逐漸從治標到治本的治理方式的轉變？

　　張彬：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我們過去在防治大氣污染方面往往采取一種限制的措施，這種限制措施其實就是一種治標措施，但是根本問題卻并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從這次關于治理大氣污染的三審稿看來，它體現出了一個從治標到治本的有效轉變，包括明確了相應的責權力，明確了地方考核的標準，以及關于一些具體細節的考慮等。你比如說這個高毒農噴撒等等，那么它都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其實這就是我們立法的一個初衷，只有解決了源頭的問題，最終才可能會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經濟之聲：三審稿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城市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大氣污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考核結果應當向社會公開。也就是說，空氣質量有望成為管理部門的硬指標。這是否能切實地讓新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在生效后，對環境質量的改觀起到明顯效果？

　　張彬：我認為究竟能否實現一個根本性的改觀，還是有待觀察，關鍵實我們在有法可依之后，還需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其實有法可依并不難，關鍵在于執行層面如何。在中國的日常管理中，執行層面非常重要。其實地方政府這些年已經在逐漸擯棄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利益的發展思路，因為它們知道后續的影響遠大于眼前的具體收益。我們要利用相應的法律法規，尤其是全國性的法規，把責權力明確及固化下來，真正讓環保深入靈魂深處。一方面要加強認識，另一方面要直接與其政績掛鉤。

　　經濟之聲：之前，我們經常在新聞中看到，環保部門缺少執法權，導致一些環保問題難以解決，而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三審稿確認了環保部門的執法權。相關部門可以采取現場檢查、抽樣檢測等方式，加強對新生產、銷售機動車、非道路移動機械大氣污染物排放狀況的監督檢查。有了執法權，如何讓環保執法產生令人滿意的效果？

　　張彬：我認為不能一概而論，擁有執法權是否能夠產生直接的效果關鍵還在于執法的力度。如何能夠真正的讓執法權得以充分的發揮？我認為有必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相對獨立的系統，既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同時又有能夠行使獨立執法的權利。

　　最高法環境資源司法理論研究基地研究員馬勇表示，如果國家層面法律規定地方可以限制機動車通行影響確實比較大，且限行雖然對治理大氣污染有一定幫助，但更多的可能是治理交通擁堵的方法之一。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 表示，刪除限行授權條款不能用絕對的好壞去評價。限行措施對防治大氣污染和緩解交通擁堵有一定作用，但對公民財產權的行使產生限制，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至于這種利益怎么平衡，最終還是由人大常委會來決定。

　　有觀點認為，“我國的燃油質量標準落后于機動車排放標準，無論是國四標準，還是國五標準，烯烴和芳烴的含量定得過高，而二者是PM2.5的重要來源。因此，應當提高燃油質量標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竺效說：“刪除限行授權條款，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跑到另外一個極端，是不理性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不應該是刪除這一條款，而是應該進一步完善，把它實施的條件、依據、補償與否，都進一步明確，并且應該授權國務院進一步細化這個規定，避免以后各地出現北京一種限法，河北一種限法，公眾出行造成不便。黃標車限行是國際通行的慣例，限行措施也需要有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留一種可能性，為未來做制度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