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司法保護是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的“堅強護盾”。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向社會釋放和激發創造活力，進一步優化科技創新的法治環境，大力提升我國的核心競爭力。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顯著增強

　　在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大幅增加，新類型、重大疑難案件日趨增多，案件審理難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以民事審判為基礎，行政審判和刑事審判并行發展，公正高效地審理了大量知識產權案件。

　　知識產權糾紛不斷涌現，涉外案件逐年上升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布的《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7年）》（白皮書）披露，2017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審、二審、申請再審等各類知識產權案件237242件，審結225678件（含舊存），比2016年分別上升33.50%和31.43%。

　　白皮書顯示，在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中，著作權、商標和專利案件分別為137267件、37946件、16010件，分別同比上升57.80%、39.58%、29.56%。其中，著作權案件占2017年全國地方各級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總數的68.28%。迅猛增長的著作權案件說明，著作權越來越受到市場主體重視，并成為市場競爭中角逐的新增長點。

　　“從案件分布看，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5省市法院收案數量占全國法院案件總數的70.65%。”最高法院民三庭庭長宋曉明說，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呈現迅猛攀升態勢。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人們對時尚的追求和對于文化娛樂生活的重視，涉及尖端、前沿疑難復雜技術的專利案件、涉及市場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護的商標糾紛案件、涉及信息網絡傳播的著作權糾紛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競爭糾紛不斷增多，與娛樂產業有關的新類型知識產權糾紛也不斷涌現，審理難度不斷增大。

　　“從各地法院報送的案例來看，在新型產業發展中，因抄襲他人網絡游戲、網絡商業模式運用、體育賽事直播等行為引發的著作權糾紛或者不正當競爭糾紛越來越多，暴露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宋曉明說。

　　據介紹，近年來人民法院受理涉外知識產權案件逐年上升，呈現出案件類型新、審理難度大、社會關注度高等特點。從全國法院來看，目前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占比在20%左右。

　　宋曉明表示，從法治環境上說，這些年來，人民法院在處理涉外案件中對當事人都是一視同仁。國外相關機構統計，中國處理涉外案件的審判周期應該說在世界上是最短的國家之一。如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的涉外案件平均審理周期是4個月，歐盟主要國家的審判周期在18個月左右，美國僅就專利案件的前期準備就要29個月。中國法院由于司法程序快捷，現在也被視為知識產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

　　全面加強保護力度，提升侵權違法成本

　　“最高法院強調以市場價值為導向，著力解決‘賠償低’問題，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治力度，提升侵權人的違法成本。同時，依法提高司法救濟效率，完善知識產權的行為保全、證據保全、財產保全措施的適用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說。

　　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積極合理運用知識產權行為保全措施、科學計算損害賠償數額、類推適用相關法律條款等法律手段，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便利性和有效性。

　　最高法院近日發布了2017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其中，“茅盾手稿”著作權糾紛案涉及美術作品拍賣活動中著作權法、物權法、拍賣法三部法律交叉調整地帶的相關主體權利義務關系問題。該案判決明確了不同主體權利的邊界，體現了對物權人和著作權人合法權益平衡保護的司法精神，并按照盡職拍賣人的合理標準對拍賣公司要求承擔一定的注意義務，充分體現了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司法導向。

　　對于拉菲羅斯柴爾德酒莊訴上海保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法院判決兩公司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并共同賠償拉菲酒莊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200萬元。該案類推適用商標法關于惡意使用未準予注冊商標應當賠償的規定，對惡意使用未注冊馳名商標的行為人判令承擔賠償責任。

　　宋曉明說，知識產權侵權賠償的確定方式有4種，最后一項是法定賠償。我國商標法法定賠償線上限是300萬元，專利法最高賠償上限是100萬元。北京法院在一起侵害著作權糾紛案件中，對當事人提供偽證行為處以上限100萬元的罰款。最高法院在過去提審案件當中，也曾經處罰過100萬元，目前正在執行局執行過程中。

　　北京高院4月20日正式發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指南》在損害賠償的適用方法和計算依據上進一步細化，特別提出了裁量性賠償方法確定的數額可以高于法定賠償的最高限額、賠償合理費用不計入法定賠償限額內。

　　“北京法院堅持知識產權案件損害賠償與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創新貢獻度相匹配的理念，深化司法裁判對于知識產權定價的引領作用，使侵權者付出應有代價。”北京高院民三庭庭長楊柏勇說，在損害賠償的確定上，侵權損害賠償只有充分反映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才能實現對創新者的充分救濟，讓創新者堅定創新信心、提升創新活力。

　　完善知識產權審判體系，裁判尺度更統一

　　目前，北京法院已初步建立全市三級法院技術調查官資源“共享”機制。技術調查官這一法庭上的新角色在技術類案件事實查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健全完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是人民法院加強知識產權審判改革創新的一個亮點內容。陶凱元介紹，2017年最高法院完成《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選任工作指導意見（試行）》起草工作，不斷豐富和完善技術事實查明各項制度。

　　北京、上海、廣州三家知識產權法院自成立以來，創造性地開展了很多司法實踐。據了解，三家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和運行在取得成功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和實際困難。例如，知識產權二審案件的審理法院不統一，容易導致裁判標準不統一。同時，知識產權授權確權二審案件和知識產權民事侵權二審案件分別由不同法院審理，影響審判效率。目前，最高法院正在進一步聽取有關部門的意見，按照法定程序積極推進相關工作。

　　為從根本上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的體制性難題，最高法將加快研究建立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宋曉明告訴記者，經歷1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知識產權大國，科技創新對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的司法需求不斷增強。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運行實踐為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奠定了扎實的實證基礎。

　　據介紹，最高法院已批復在南京、蘇州、武漢、西安等15個市設立跨區域管轄的知識產權專門審判機構，以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機制，提高審判專業化水平。

　　“人民法院通過具體案件的裁判明確行為規則，為社會公眾提供指引，同時借助各方力量，促使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各盡其能、形成合力，有效化解知識產權糾紛。”宋曉明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李萬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