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邁好中國經濟“進階”關鍵一步（經濟熱點·新時代看新發展②）

　　核心閱讀

　　需求由生存性轉變為發展性，但有效供給沒有跟上，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就要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

　　不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高度，也就是質量，說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健全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讓“良幣驅逐劣幣”，否則高質量無從談起

　　集中精力轉變生產方式，少挖地礦資源，多挖“腦礦”資源，培養高素質知識型勞動者，變靠肢體貢獻GDP為靠知識貢獻GDP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理解經濟發展階段的這一轉變？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怎樣的主動作為？又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東琪。

　　記者：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怎么認識這一轉變的現實基礎？

　　陳東琪：中國經濟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極大釋放了生產力，去年GDP規模達到74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這些年，中國經濟“量”的增長非常亮眼，已經拋掉了“落后的社會生產”帽子。

　　高速發展的同時，一些變化和矛盾也在凸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對稱問題非常突出。需求側變了，這5年中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下降了2.9個百分點，2016年達到30.1%，按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準，我們已接近富足標準。老百姓不僅要求產品能使用，還追求檔次更高；不僅要求能吃飽，還希望食品綠色安全；不僅要求收入增加，更渴望碧水藍天。需求由生存性轉變為發展性，但有效供給沒有跟上，出現了大量購買力釋放在海外的現象。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就要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講，我國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質量競爭的階段。中低端產品出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發達國家經常用反傾銷等手段抑制中國這類產品出口。同時，我國原材料、勞動力等成本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也倒逼我們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遷移，更重視質量提升。

　　中國經濟過去以量取勝，這在當時那個發展階段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吃了苦頭，現在力爭以質取勝，已經嘗到了甜頭。中國制造不再是大路貨的代名詞，出口產品附加值越來越高，高鐵、核電等高端裝備，手機、電腦等信息化產品，在全球中高端產業占有一席之地。對質量要求很高的德國消費者，原先對中國產品說“不”，有調查顯示，如今他們多數都對中國產品感興趣。

　　記者：轉向新的發展階段是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從另一方面看，其中是否也體現了主動性，是我們“主動要轉”？

　　陳東琪：的確，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我們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主動選擇。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的。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演進的必經過程。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過程并不是自然過渡的，在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截至2008年，只有13個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只有在這一過程中堅持推進經濟轉型、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經濟體，才能成功邁入發展的更高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創新型國家，正是出于主動轉型、謀求更深遠發展的考慮。

　　記者：推進高質量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瓶頸是什么？要抓住哪些關鍵問題？

　　陳東琪：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讓新發展理念貫穿始終。更高質量發展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實現更均衡、更環保、更公平的發展。

　　高質量發展階段，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的一大瓶頸也是供給體系質量，要在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須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

　　記者：主攻方向已經明確，那么，高質量的供給體系應該如何構建？

　　陳東琪：什么是高質量的供給體系？最關鍵的是供給結構要有充足彈性，即供給側能夠具備主動調整、不斷適應需求側變化的能力，不能老化固化，而是能不斷轉化優化。

　　需求結構天天在變，供給結構要跟上需求側變化，甚至引領需求側，最根本的還是依靠創新。不論是傳統行業還是新興行業，都需要不斷創新、不斷轉型，因為在需求側，今年的“新”可能就是明年的“舊”。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華為，從名不見經傳的民營科技企業發展成世界500強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靠的就是持續創新，2016年，華為把當年銷售收入的14.6%投入研發。

　　記者：更高質量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力量，需要依靠各行各業不斷創新。從國家宏觀層面來說，推進更高質量的發展最需要哪些主動作為呢？

　　陳東琪：不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高度，也就是質量，說到底都要依靠制度。

　　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強化標準制度。標準是對企業產品質量最重要的約束性制度，是管理企業重要的法制化、市場化手段。標準也是國際競爭力的有力表現。有一句話叫作“三流賣產品，二流賣技術，一流賣標準”，能夠參與、引領國際標準制定，對一個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參與全球治理、引領時代潮流有著關鍵性意義。我們在很多領域的國家標準還很薄弱甚至缺乏，要補齊這塊制度短板。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不僅要跟上國際標準，還要走到前頭，從跟標到設標，這一跨越在高鐵技術、5G技術上已實現。今后要加強標準創新，讓更多中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讓質量意識隨著標準制度的健全越來越深入人心。

　　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健全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制度。要讓“良幣驅逐劣幣”，而不是相反，否則高質量無從談起。拿實體經濟來說，如果企業只進不出，僵尸企業不能退出就會干耗資源。流水不腐，有進有出，扶優汰劣，市場才能活起來，才能向更高質量發展。

　　這兩項制度的完善，需要各項具體制度改革去實現，比如產權保護制度、“放管服”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國企改革等。

　　記者：在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應該如何看待發展速度？

　　陳東琪：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而不是零和關系，不存在替代和被替代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階段，不是不要速度。和跳高需要助跑一樣，經濟發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向上拓展高度，才能有高質量的發展。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不以追求速度為中心，在保持一定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將精力集中于發展質量。“落后的生產力”需要速度優先，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需要質量和效益優先。

　　實現到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速，要求“十三五”期間GDP每年平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我認為從現在看來，這一目標完全能夠實現。在這樣中高速的增長下，我國經濟發展已經不需要刻意拼速度，而要著重求質量。要集中精力轉變生產方式，少挖地礦資源，多挖“腦礦”資源，培養高素質知識型勞動者，變靠肢體貢獻GDP為靠知識貢獻GDP。

　　如何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系？用我自己的一個概括做總結，就是要構建“三度空間”：保持速度，專注高度，依靠制度。

　　記者：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會給老百姓帶來哪些實惠？

　　陳東琪：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最先受益者也是最終受益者。更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提供更多高端產品和優質服務，馬桶蓋、電飯煲、奶粉不用海淘了，手機國產的性能更好，寬帶網絡提速降費了，高鐵高速讓天塹變通途；更高質量標準也能讓消費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更高質量發展意味著單位GDP的能耗降低，污染減少了，環境質量上去了，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消費者是最聰明的，相信在向更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會最早也最深切體驗到發展的變化和益處。

　　記者：世界經濟處在長周期的調整之中，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更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在全球范圍有什么意義？

　　陳東琪：世界經濟處在深度調整期，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復蘇乏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經濟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前三季度溫和復蘇，為全球擺脫發展困局、緩解結構性矛盾，提供了可借鑒的解決方案。

　　同時，我國也為推進全球結構性改革采取了實質性措施，包括積極營造寬松的投資環境，放寬外商投資準入，加強產權保護，促進公平競爭，讓中國市場更透明更規范等。我國還積極開展結構性改革國際合作，共同推進全球創新和新工業革命，共同擴大開放，共同應對環境可持續問題，這些都為推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向更高質量發展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記者 趙展慧 許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