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日益走低的資產收益水平，另一邊是難以下降的資金負債成本，當利差被持續壓縮，“委外”也成為銀行理財在配置壓力下的自然選擇。據普益標準估測，2016年3季度末，銀行理財資金中委托外部投資的金額約為3.46萬億元，占總存續規模的12.77%。

　　與此同時，在銀行理財資金的底層資產投向中，債券和貨幣市場工具則更受青睞，在總規模中的占比高達73%以上。

　　農村金融機構委外占比近五成

　　去年以來，“資產荒”的來襲令委外業務開始在全行業嶄露頭角，股份行和五大行也紛紛加入進來。盡管隨著銀行理財監管新規的頒布以及監管的趨嚴，委外業務增速被認為可能趨緩。但從最新統計數據來看，銀行理財資金“委外”熱度依然不減。

　　據普益標準數據，今年3季度末銀行理財存續規模約為27.1萬億元，較2015年年末的存續規模23.67萬億元增長了14.49%。而從銀行理財資金的投資渠道來看，今年前三季度新發行的91429款人民幣非結構性理財產品中，選擇通過信托計劃、券商資管計劃、基金公司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等中間渠道的有37949款，占比41.51%。其中涉及信托計劃的產品占25.14%，涉及券商資管計劃的產品占36.18%，涉及基金公司資管計劃的占17.10%，涉及保險資管計劃的占5.91%。“根據3季度末銀行存續數據，并假設銀行資產等級相同的銀行具有相同的委外資金占比(委外資金/理財資金)，我們估測出銀行理財資金中委托外部投資的金額約為3.46萬億元，占總存續規模的12.77%。”普益標準研究員林富美指出。

　　其中，農村金融機構的理財資金選擇委托外部渠道(包括信托計劃、券商資管計劃、基金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進行投資的資金比重(委外投資存續金額/該類型銀行總理財存續金額)最高，約為49.68%；其次是城市商業銀行，委外占其總存續規模的比例約為24.86%；接下來是股份制銀行，上述委外占比約為9.73%，但其委外存續規模在所有銀行類型中最高，達1萬億元以上；國有銀行比例最小，有約8.03%的理財資金委托外部機構進行投資。“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因資金成本較高、獲得非標資產的能力較弱、資管專業人才缺乏等因素限制，更加趨向于選擇委托外部機構進行投資。而股份制銀行和國有銀行綜合實力較強，客戶基礎較廣，資金成本較低，故委托外部投資的資產比例較低。”林富美表示，“總體來看，從2015年1季度到2016年3季度，各季度發行的銀行理財產品選擇外部投資渠道的產品數量比例呈先降后升的態勢。”

　　銀行理財投資范圍趨向多元化

　　另一方面，從理財資金存續規模來看，目前銀行理財資金的底層資產投向主要包括兩大類：債券和貨幣市場工具(其中貨幣市場工具包含現金和銀行存款)，在總規模中的占比高達73%以上；其次非標準債權投資投資規模占比在16%左右；權益類投資的規模占比在6%-8%之間。

　　而在產品數量方面，據普益標準數據統計及估算，今年前3季度新發行的產品中90%以上的產品都會投資債券和貨幣市場工具(包含現金和銀行存款)，25%的產品會選擇投資部分非標準債權，6%-7%左右的產品會進行權益投資。“2016年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范圍趨向于更加豐富和多元化。一方面是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另一方面是為了尋求收益率相對較高的資產。”林富美表示。

　　總體來看，林富美指出，2016年新發行產品中，選擇投資債券的產品數量比重較貨幣市場工具高，但各銀行類型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更加偏愛債券投資，而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更加側重對貨幣市場工具的投資。尤其是國有銀行99%的理財產品會選擇貨幣市場工具，但僅71%左右的產品選擇投資債券。

　　在林富美看來，這與國有銀行的風險偏好有關，國有銀行更加趨向于投資風險較低的產品。近年來，債券市場違約風險事件屢發，債券市場整體風險水平下降，國有銀行為了規避風險，更加趨向于投資貨幣市場工具；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為了追求較高的收益率，不得不選擇債券市場進行投資，且其習慣于通過債券市場的加杠桿操作提高收益，貨幣市場杠桿操作相對較難。

　　此外，股份制銀行在風險和收益的平衡上更加擅長，投資貨幣市場的產品在95%以上，同時投資債券市場的也不低，92%左右。但股份制銀行參與投資非標準債權的產品數量較多，占47%以上的產品會選擇該類投資。“近年來銀行理財收益率持續下滑，主要還是受各類底層金融資產收益率持續下滑的影響。各底層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全面下降，導致銀行理財產品無法找到高收益率的資產，理財的收益率也因此下滑。”林富美認為。

　　而從2016年年初至今，各項資產收益已經歷了一個全面下滑的階段，下滑速度放緩，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區域。雖然在今年2季度債券等固收類資產收益有所反彈，但沒能維持下去。因此，林富美認為，2016年總體來說，銀行理財高收益資產難尋，理財收益率繼續下滑，但下滑空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