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北方的麥子還在揚花、灌漿，江漢平原已經迎來收獲的季節，漢江兩岸的麥子相繼收割、晾曬。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庫，也即將迎來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今年9月汛期過后，作為“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丹江口水庫的一庫清水將穿過河南、河北，直達京津。

　　“現在水位是139米，到9月以后要到170米，把那邊全淹了，達到那條白線。”導游指著丹江口大壩內一條模糊的白線，白線以下現在還是一片荒灘草地，水位上升后這塊地方將被淹沒。

　　歷經12載，“南水北調”最為關鍵的中線工程終于通水在望——雖然這比原計劃要足足晚了六年，而圍繞著這一“世紀工程”的一系列相關問題：方案選擇、決策博弈、工程造價等相關內幕漸漸清晰；而諸如水價制定等新的問題，也漸次展開。

　　1. 北京應急水源地“應急”6年

　　“在北京發展農業還有必要嗎？它占北京市經濟總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總用水量的1/3。”

　　自從今年2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加速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的意見之后，輿論的聚光燈齊聚于此。然而，在媒體和市場熱衷于炒作保定、石家莊、張家口等地誰有可能成為政治副中心的同時，甚少有人關注該地區一體化面臨的致命短板——缺水。

　　但這個缺水嚴重的地區，卻是除了長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國第三大經濟增長極。其中，河北是華北地區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天津是北方經濟中心，更為特殊的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這些賦予了京津冀不一樣的光環。

　　“京津冀地區本來并不缺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員劉昌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學以西的西苑有很多噴泉，能看到成片的稻田。

　　但隨著這幾十年工業與人口的聚集，這一地區開始變得缺水。“京津冀地區人均水資源在全國最低，大概不到300升，北京天津就更少，人均水資源也就是100升左右。”中科院水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賈紹鳳表示，京津冀地區河道里基本上沒水，地下水也基本采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為解決水問題，北京從剛開始的單庫供水，發展成為官廳、密云兩大水庫聯調，都無法解決水危機；天津也上馬“引灤入津”工程，解決用水之急；農業大省河北情況也不樂觀，號稱“華北之腎”的白洋淀屢次干淀，由于地下水超采嚴重，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區。

　　近年來，為了保證首都供水安全，河北的王快、崗南等四大水庫聯合調水，至今已向北京調水15億方左右。而在北京城內，幾個應急水源地本應在2008年關閉，但一直運轉至今，地下水嚴重超采，在順義等地形成了大面積的地下漏斗區。

　　“你就眼看著北方地區這樣一年一年的熬，我們絕對就是熬。”談起這些年北京水資源問題，北京市水務局原副總工程師朱晨東對記者說，本來2008年“南水北調”中線應該通水，可是晚了6年，這就意味著應急水源地也多運轉了6年——北京把什么招數都用了，從河北調水，河北也缺水，只好犧牲河北來保北京。

　　“現在即使地下三十米深都挖不出水，北京的水資源已經不可持續了。”劉昌明說。

　　據朱晨東介紹，北京近年來的用水總量一直在35億方左右，農業用水占12億方左右，工業用水量從6億方左右已經下降到5億方，服務業用水量增長到10億方，居民生活用水占七八億方，環境用水約占3億方，其中還有一部分再生水補充到環境用水中去。

　　當然，北京一些水務專家也在呼吁擠掉農業用水。“在北京發展農業還有必要嗎？它占北京市經濟總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總用水量的1/3。”許新宜認為，從這個角度看，北京還有一定節水潛力。

　　但這涉及到北京市所有農業人口的城鎮化問題，解決首都幾百萬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事關重大。

　　而隨著新一輪城鎮化推進，京津冀地區人口規模勢必會繼續增加。尤其是北京，規劃的人口“紅線”屢次被突破。

　　“現在北京市已經兩千多萬人了，以后還要發展多少人不知道。”水利部水文司原副司長、水利部南水北調規劃設計管理局原局長、北師大水科院院長許新宜對記者表示，“現在北京市2000多萬人，如果達到2500萬人，會怎么辦，到3500萬人了，又該怎么辦？”

　　“以前做過一個風險分析，北京最大的風險是水。”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介紹。

　　顯然，這樣的后果沒人承擔得起。

　　在窮盡所有手段利用本地水資源外，利用外源性水源——調水或者海水淡化，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