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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新型政策性銀行推出速度或超預期　

　　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何時成立?如何定位?怎樣處理好與現有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隨著金融監管部門近日明確表示將“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圍繞這一機構所產生的諸多猜想成為社會討論焦點。

　　采訪中，一些專家向記者表示，從現有信息來看，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尚處于研究中，但考慮到今年以來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不排除該機構可能在短期內推出。

　　事實上，資金投入需求的強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這種可能。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細化了城鎮化建設目標———即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與此同時，據相關部門測算，2013年至2015年，財政資金僅能支持當年城鎮化建設的五分之一左右，銀行資金特別是具有投放規模大、貸款期限長、利率較低特點的政策性銀行資金是城鎮化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

　　成立思路或“改革先行”

　　在談及建立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同時，中央及金融監管機構也強調“深化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

　　對此，相關業內人士透露，雖然自國有大行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后，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改革一直被認為是今后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但在此次表述中，將“深化改革”與建立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同時提及，或有更深層意義。

　　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是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建立的一項重要前提條件。他解釋說，目前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業務邊界不清、定位模糊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策性金融作用的發揮。

　　記者從相關渠道了解到，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或將在明年有實質性結果，這為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推出提供了條件。

　　其實在我國，住宅政策性銀行并非完全是新生事物。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曾成立煙臺住房儲蓄銀行，這也是全國第一家專門辦理房地產信貸業務的專業銀行，然而存續時間不足20年。在談及這家金融機構“消失”的原因時，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博士高廣春分析將其歸結為，缺乏制度設計。他解釋說，對于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說，所謂的制度設計，就是要確保不會走商業化道路。

　　內蒙古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苑德軍表示，無論是政策性金融機構還是商業性金融機構都要具備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模式取決于最初的定位。如果定位不清、業務范圍界定模糊，就會令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重蹈“煙臺住宅儲蓄銀行”的覆轍，無法長期存續。

　　苑德軍也強調，對比來看，住宅政策性銀行是全國性的住房金融機構，融資渠道更加多元。結合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啟動的大背景，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發展空間注定更加廣闊。

　　有望令房價“回歸”

　　在12月24日召開的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透露，住建部將配合有關方面，研究設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推出的可能性。

　　多數專家對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建立及其作用給予積極肯定。王勇表示，該機構將擴大政策性金融供給，有效保障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高廣春則表示，進一步彌補住宅金融空白，是完善保障性住房體系的一個步驟，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會有積極作用，并認為“從長期來看，有助房價回歸合理區間”。

　　“十二五”規劃提出，建設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3600萬套(戶)，該目標完成的最大難題就是巨大的資金籌集挑戰。某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商業銀行將信貸資金投入保障房建設多出于硬性指標安排和社會責任，保障房建設的收益有限、回報期長令商業銀行缺乏真正興趣。

　　這恰恰體現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設立的必要性。從定義來看，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指那些由政府或政府機構發起、出資創立、參股或保證的，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的，在特定的業務領域內從事政策性融資活動，以貫徹和配合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或意圖的金融機構。

　　高廣春認為，政策性金融機構能夠促進保障房建設的順利推進，使得房屋供給數量穩步增加，最終改變因供需關系失衡導致的房價高企局面。除直接進行信貸支持外，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還可以通過增信手段，引導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或民間資本進入。

　　那么如何理解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增信作用呢?某商業銀行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商業銀行對城鎮化建設的支持，普遍堅持商業化運作、持續發展的原則，更側重項目風險的考量。高廣春認為，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可為城鎮化建設中的部分項目提供擔保、保險或流動性支持，解決商業銀行發放貸款、民間資本投入的后顧之憂。

　　成立路徑選擇引猜測

　　近日，國開行明確表示，今后業務將“突出基礎設施和安居保障工程兩個重點”、“每年要把60%以上的貸款投入新型城鎮化領域”。

　　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主要服務對象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住宅建設，與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功能定位、業務范圍上的某些重合，引來業內對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成立路徑的諸多猜測。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當前要發揮好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城鎮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據此，一些專家判斷，國家對原有政策性金融機構作用的強調，透露出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與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將形成“互補”關系。對于這種關系，王勇解釋說，新機構更多發揮的是“填空”作用，服務市場不愿意配置資源或者不能配置資源的領域，在服務城鎮化建設中，與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形成錯位。

　　高廣春則認為，由于業務范圍存在高度重合，因此“新機構可能脫胎于國開行”。

　　專家分析認為，與此前“煙臺住房儲蓄銀行”相比較，未來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或屬于全國性質的金融機構，機構覆蓋范圍將更為廣泛。

　　從國際經驗來看，城鎮化發展存在不同階段，每個階段也有不同任務。有業內人士此前曾表示，現階段，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與金融支持方向應著眼于擴大對沿海與內陸之間交通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著眼于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外圍的基礎設施投入。需要強調的是，由于資金投入巨大，政府需配以財政貼息、稅收優惠等多種形式的補償機制，保障項目收益和還款來源，維持融資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雖然業內對新型政策性金融機構成立路徑有諸多猜測，不過相關部門尚未透露機構成立的具體思路，因此，一切仍屬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