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林

    事實上，農業和中小企業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對資金的吸引力不高。它們弱勢地位并非源于貨幣信貸政策，而是與自然條件、經營機制、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等關系較大。

    當前，經濟形勢比較復雜，各種問題交織。這個時候，進行宏觀決策更要力求準確把握形勢，抓住問題的本質。下面，舉幾個例子作討論。

　　就業形勢到底是好是壞？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雖然近幾年中國經濟明顯減速，但就業形勢很好。2011-2013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分別為1221萬人、1266萬人和1310萬人，增幅遠高于經濟兩位數增長的2003-2007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也一直穩定在4.1%。不過，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統計，2011年1月以來，16-24歲青年失業率一直高于城鎮全口徑的失業率，并且逐月升高，到2013年10月已超過9%，比2011年1月高3個多百分點。就業形勢到底是好是差，是宏觀決策者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問題。依照人社部數據對就業形勢作判斷的風險也是比較高的。如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可信的，青年失業率真的已超過9%，則中國經濟目前增速已低于潛在增速。

　　房地產風險到了什么程度？

　　中國房價之高，恐怕是發達國家的人們無法相象的。高房價已嚴重扭曲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態。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包括不少決策者）認為中國房價可以繼續漲下去，似乎上不封頂。然而，不幸的是，一個充滿投機的市場肯定會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崩盤。中國房地產市場應該也不例外。目前，一些三四線城市造出了空城，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量也已明顯減少，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風險已經是一個現實的風險。對此，不能掉以輕心，應該把問題想點嚴重一些，盡快采取措施逐步化解。如果政府認為城鎮化進程中房地產市場不會出大問題，甚至對房地產風險不以為然，繼續為獲得高額土地出讓收入而縱容地價和房價，則中國房地產泡沫就只剩下最終破滅一個出路了。

　　要研究改革的風險、負面影響和次序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全面深化以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改革可以從根本上改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引領經濟轉型升級，打開新的發展空間。然而，凡事都一分為二。有些改革，從長期看是必須的，但短期內可能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推進利率市場化，短期內已導致利率上行，不利于穩增長。比如，規范地方政府舉債制度，短期內不利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穩增長。因此，在協調穩增長和促改革的關系問題上，首先要研究各種改革對經濟增長的可能影響，避免集中出臺不利于穩增長的改革措施，而是把這些改革分散推出。

　　另外，改革的順序也很重要。實現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其實質是讓人民幣參與全球貨幣競爭。而這背后，要以經濟實力做支撐。目前，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很大，但技術水平落后，多數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在未能做強實體經濟之前，急忙把中國經濟這條木板船拉向國際資本市場的深水區，其風險是可想而知的。

　　調結構的有效辦法是什么？

　　中央要求調結構。各方面也一直在努力，出臺的調結構政策不計其數。不過，似乎很少人對結構問題的病根作出過令人信服的分析。調結構的核心問題是改善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是要擴大內需和提高服務業比重。實際上，擴大內需和提高服務業比重是同一個問題。服務業是供給和需求同時實現的。服務業比重增加，就意味著對服務消費需求增加，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就增加了。因此，說到底，調結構就是要加快發展服務業。擴大消費不能只是買家電和汽車，而是應該結合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居民對服務消費需求。目前，隨著營改增試點的擴圍，服務業運行的稅收環境在改善。但是，很多服務行業還存在行政壟斷。不打破這些壟斷的桎酷，服務業就沒有活力，就不可能健康快速發展。不大力發展服務業，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就永遠無解。

　　央行在促進結構調整能起多少作用？

　　貨幣信貸政策本質是總量政策。不過，為了調結構，央行一直在作不懈努力，比如支持涉農信貸和中小企業信貸，比如發揮匯率促進結構調整的作用等。

　　事實上，農業和中小企業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對資金的吸引力不高。它們弱勢地位并非源于貨幣信貸政策，而是與自然條件、經營機制、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等關系較大。解決農業和中小企業的問題，從根本上看，是要創新經營體制，改進產業和財稅等政策。逼著資金流入農業和中小企業是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和破壞，也不會起到多大作用。

　　美國人說，中國的匯率政策讓中國企業獲得了不正當的競爭優勢，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央行似乎贊同這個觀點。然而，一些外貿企業的成本優勢主要源于稅收減免、用地優惠、用電優惠、野蠻用工、低成本排污等等。政府應該盡快清理和取消對這些企業給出的不合理優惠政策，盡快規范企業經營行為。可惜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這些方面的努力還不多。央行無法清理不合理稅收和土地優惠政策，也不便出面規范企業經營行為，但又希望為促進外貿結構調整盡一份力，于是，匯率成了央行的著力點。我個人認為，用匯率工具去糾正外貿企業的低成本優勢，恐怕不是對癥下藥。

　　政府部門的分工要合理。中央不應指望央行去解決結構性問題。央行自己也應該更加關注總量問題，特別是就業和通脹問題。

　　(本文作者馮建林 北京福盛德經濟咨詢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