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廣網蘭州4月26日消息 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至少已有5年未增加過工資。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國內CPI數值不斷攀升，物價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之間的裂痕日益明顯。

　　日前，《甘肅省2011-2013年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規劃》正式出臺，規劃提出，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在全省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并不等于單純的漲工資，這是一件勞資雙贏的事情。”

　　“非漲不可”

　　“工資確實非漲不可了。”4月20日中午，雁灘日雜批發市場，老板李成一邊往他的店門玻璃上粘貼招聘啟事，一邊不停地念叨。

　　李成專門銷售工作服，他最近有些郁悶。最近幾年，李成買的快餐價格越來越高，但外面巷子里走動的“閑人”卻越來越少。除了這個服裝銷售店鋪，李成還開著一家制衣廠。自稱知法守法的李成每年都會跟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凡干滿一年的工人，都可以免費提供食宿，但是去年雇的人，很多已經不辭而別了，“現在奇缺人”。

　　去年，李成給工人開的工資已提高了三分之一，這次，他再次提高了三分之一。

　　2000年李成來到蘭州，開始給一位賣服裝的老板當學徒，盡管沒有簽訂合同，但講好要干滿一年，提前離開不付工資。未滿一年，李成就發現了商機，想單干。“老板還是想著付工資，但我真的沒要。”李成一直在感嘆，現在一些工人就是簽了勞動合同，經常還是不辭而別。

　　“工資是你干出來的。”在李成看來，“現在的很多年輕人眼高手低，倒騰一下就閃人了。”

　　岳鵬是今年春節期間離開李成店里的員工，他現在在附近一家餐館，一邊打雜一邊跟著堂哥岳峰學炒菜。老板已扣除了二十天的工資作為押金，而工資也只有800元/月，岳鵬更多是沖著熟練炒菜師正在上漲的工資去的。

　　岳峰是岳鵬打工餐館的炒菜師，4年前剛到店里時，一個炒菜師月工資在800元左右，去年就連續漲了兩次，年底從1400元/月漲到了1800元/月左右。

　　今年過完春節回來，經過與老板談判，岳峰的工資漲到了2300元/月。平時喜歡關注新聞，岳峰覺得“從中央政策來看，2011年很可能是收入分配改革有突破性進展的一年”。

　　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1年工作的安排中得知，今年國家“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且將此放在“加大改革攻堅力度”的總領下。 

　　岳峰覺得自己高中輟學出來打工是明智的，因為堂哥大學畢業已經兩年，但至今工資還沒他高。現在，堂弟岳鵬也復制了岳峰的“成功”。

　　但就在前幾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透露，中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十二五”期間就力爭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這意味著職工工資增長速度相當于GDP年均增速的兩倍。”岳峰覺得，這個工資的上漲信息，可能對自己的堂哥更加有用。

　　在蘭州市一家工廠上班的朱潛卻擔心工資漲幅趕不上物價的漲幅。“我1980年工作，當時工資40元。1985年大約80元，1990年大約160元，1995年大約320元，2000年大約640元，2005年大約1280元，2010年大約2560元。工作30年，這算不算每五年就翻一番？”

　　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這種經濟發展路徑有著制度體系所隱含的內在原因，勞動力權利受限、契約自由受限就是其中之一。在蘭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姜安印看來，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我國亟需擴大內需，于是，漲工資便勢在必行。

　　“即使沒有通貨膨脹因素，工資也是非漲不可，不漲不行。”在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尹星騰看來，隨著社會財富增加，居民工資收入所占比重反而減小，這種狀況的長期延續，必將導致日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從而倒逼工資上漲。

　　集體協商

　　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不少企業沒有按年加薪制度，有23.4%的職工至少5年都未增加工資。

　　地處西部內地的蘭州市也開始了專門的工資集體協商，其格局是“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工會主抓、各方配合、職工參與”。今年4月13日，由甘肅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總工會、省企業聯合會聯合制定的《甘肅省2011-2013年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規劃》正式出臺，明確提出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在全省各類已建工會組織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4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了2011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穩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制度上的權利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業員工的議價地位，恢復工人的工會權、集體議價權等權利是扭轉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趨勢的必要一步。”在尹星騰看來，導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員工的權利沒有得到保障。

　　“工資集體協商，主要說的是非公有制企業。”蘭州市總工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說。

　　“隨著我區非公企業的迅猛發展，如何推進非公企業職代會制度建設、維護職工民主政治權益，特別是如何改變中小型非公企業中單個職工難維權、單個企業勞資雙方難溝通協商的情況，是我們工會面臨的新問題。”城關區總工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主席說。

　　城關區總工會目前所屬工會組織877個，會員總數70749人，其中，區屬國有企業、集體控股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工會組織363個，會員14882人，非公企業工會組織514個，會員55867人。

　　甘肅海成投資集團是較早實現工資集體協商的私營企業。2008年，公司組建了工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由張海燕等15位委員組成的甘肅海成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工會委員會，張海燕當選為專職工會主席。

　　2010年，海成集團聯合工會主動與董事長何斌就工資集體專項協議當面進行溝通和協商，最后，何斌給予了資金和人力的支持，簽訂了《工資集體協商協議》，公司承諾，根據企業效益和物價上漲指數，每年以6%的幅度上漲工資。同時，經過工會與企業協商，在員工享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基礎上，目前已經增加了員工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而住房公積金正在建立當中。

　　“劃出工資區間，從800元/月到1800元/月不等，這與員工所在服務地所付費用有關。”在蘭州民召物業管理公司工會副主席馮靜看來，這就是工資集體協商的結果。

　　截至去年12月底，蘭州市已建工會企業簽訂集體合同2369家，其中，簽訂工資集體專項合同2047家，簽訂率61.73%；女職工專項集體合同簽訂2070家，簽訂率90.5%。

　　“現在很多企業都屬于勞動力密集型，正是勞動力的廉價保證了其利潤空間，工資的提升可能促進企業轉型，但也可能拖垮一些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企業”尹星騰說，“漲工資對整體經濟環境的改變無法定性，這是把雙刃劍。大幅提升工資可能意味著擁有工作崗位的人收入增加，但對一部分人員和企業而言，也可能導致新一輪的失業和破產。”

　　“如果純粹以行政命令硬性要求漲工資，很可能導致企業暗箱操作和陽奉陰違的局面，譬如，明面上工資上漲但扣除相關福利補貼，或者增加勞動強度和時長，短時間內的工資暴漲，也可能導致‘漲工資不漲收入’的局面。”尹星騰說。

　　不但要為職工著想，還得為企業著想，蘭州市總工會一位負責人反復強調，“工資集體協商并不等于單純的漲工資，這是一件雙贏的事情。”

　　“工資集體協商要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對職工工資進行合理調整。”這位負責人說，一方面，在單位效益好時提高職工待遇，使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共享發展成果，增強企業凝聚力，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當企業確實面臨經營困境時，也可適當降低勞動者收入，以緩解企業財政壓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從而保證企業的長足發展和職工合理利益的實現。

　　目前，蘭州市總工會已經舉辦了2期的工資集體協商培訓班，培訓班聘請了集體協商指導員175名，指導基層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建立集體合同、工資專項集體合同臺賬及季報制度，及時掌握工作開展情況，促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在全市各類企業廣泛開展。”上述負責人說。

　　工會話語權

　　4月初，李啟航跳槽了。

　　李啟航在蘭州市一家企業工作了5年時間，“企業從沒漲過工資，聽說現在的工資標準還是上世紀制定的”，對于漲薪，他能想到的唯一途徑是跳槽，而非通過企業工會。

　　李啟航也是他所在企業工會的會員，但只有在每年的年底工會發禮品時，才能意識到工會的存在，至于通過協商漲工資的事情，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現階段我國工會組織建設并不完善，博弈經驗相對缺乏，談判技巧仍不成熟。很多企業根本就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工會，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也只是‘空殼工會’，大家對工會的具體功能的界定仍不甚明確。”尹星騰說，“同時，在很多企業，工會主席大多由企業領導層兼任，大多是領導班子分工的結果，而不是通過民主選舉。”

　　截至2010年底，蘭州市共有基層工會委員會3803個，凈增290個；涵蓋獨立法人單位9032個，凈增624個；工會會員67.4萬人，凈增45522人。

　　“要力爭到2011年底實現70%以上已建會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既定目標。”蘭州市總工會一位負責人說，“采取靈活多樣的要約形式和協商方法，確定不同的協商重點，科學合理地確定不同單位職工工資水平和增資幅度，切實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和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努力實現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

　　城關區總工會總共有七個工作人員，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主席說，目前城關區全區24個街道總工會的工會主席全是黨工委副書記或紀委書記兼職，工會干部全是兼職，非公企業工會組織中工會主席和干部也全是兼職，“絕大多數身兼數職，又是單位的業務主干，投入工會工作的精力非常有限”。

　　“先建會，再規范。”上述工會副主席說，在非公企業建立工會困難重重，“目前盡管有1%的免稅，但尚不足以吸引很多私企老板。如果沒有統一且明確的獎勵或者處罰措施，人家企業主憑什么要成立工會，更不要說集體協商工資呢！”

　　近兩年來，城關區總工會對生產經營不正常和被市場淘汰瀕臨停產的非公企業工會進行了整頓，先后對170家工作無法正常開展的工會組織進行了歸并剔除，對一些工作不得力、成效不顯著的工會組織進行了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城關區全區已有632家企業簽訂了集體合同范本，近期13名非公企業的工會干部參加了市總工會組織舉辦的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培訓班。

　　今年新年伊始，“為進一步加強基層工會組織建設，夯實工作基礎，充實工會力量”，蘭州市總工會開始面向社會公開招聘32名工會專職工作者。

　　4月23日，超過300名的應聘者參加了筆試。一經錄用，這些人將被分配到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城關區、七里河區、西固區、永登縣、皋蘭縣所屬鄉鎮(街道)、社區、工業園區和基層工會聯合會工作。

　　4月27日，城關區總工會將舉辦全區各街道非公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員工培訓班，“和大家交流工資集體協商經驗，逐步解決‘企業不愿談、職工不敢談、工會不會談’的難題 ”。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記者 劉勇 見習記者 岳超群

責編：岳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