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小看網絡威力 王 恒

　　當網絡文學成為大眾最主要的讀物時，主流理論界要么“斥為邪說”，要么裝作“不屑辯”，讓它“自生自滅”——對這樣的態度，傳統文學是不陌生的，因為百年前它們就曾身受過。

　　網絡文學頻遭詬病的文學性差的問題，本身并不是文學本身的問題，而是網絡技術推動下的消費行為影響的結果。這正是理論應該著力之處。

　　最近微信圈子里翻出了北京大學副教授邵燕君20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五四前——網絡時代“新文學”的尷尬命運》，但舊文也得到眾多轉發和“點贊”。在浩如煙海的社科論文庫中，一發表即成“僵尸文”的現象幾為常態，邵燕君這篇文章借助網絡“死而復活”的傳播個案，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網絡文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大部分關于網絡文學研究的文章至今還要從概念、范圍、對象、特征、地位等最基本的問題談起，可見當下的理論仍然處在建立常識的階段。甚至我們對網絡文學的作者和作品規模都不清楚，直到今年才搞出一套“摸底調查”的成果，來給予其一個“定量”的階段性總結，而對于“定性”的研判，從網絡文學誕生那天起，就一直爭議到今天。爭論了近20年，研究對象是什么還沒搞清楚，可見理論遲滯到了何種程度。或許可以用“網絡文學是復雜的”這樣一個簡單陳述“一言以蔽之”，但在這當中一定也出現了什么問題。

　　邵燕君的文章系統地論述了網絡時代精英審美倡導的“新文學”怎樣一步步喪失了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從而對新生的網絡文學力量給予了重要估價，這勾起了我對“新文學”是如何在與“舊文學”的斗爭中獲得這種“領導權”的反思，進而理解了當前網絡文學特別是理論研究的窘境。

　　文學不是確定性的、可以定量的科學，但是“新文學”卻有公認的、準確的起源節點，“新文學”起源于1916年胡適提出、1917年公開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八事”為宗旨發布文學革命的宣言書，隨后的1918年魯迅發表了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狂人日記》。這種起源無疑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之前經過了循序漸進的條件準備，胡適他們只不過是集大成者。按理說，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必然遭到舊勢力的圍追堵截，但是，“新文學”卻有些反常。劉炎生在《中國現代文學論證史》中說：“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之初，社會反響并不強烈。反對文學革命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公開發表文章反對的人卻并不多見。”這些“不多見”的人中有林紓、俞頌華等。為什么會“不多見”呢？奧妙正在前期的“條件準備”之中，胡適在《1917-1927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詳細分析了桐城派古文復興以來的文體興衰，指出最終的結局是“古文家力求應用，想用古文來譯學術書，譯小說，想用古文來說理論證，然而都失敗了”。胡適略帶悲涼地指陳這種失敗的原因：“所以嚴復林紓梁啟超章炳麟章士釗諸人都還不肯拋棄那種完全為絕少數人賞玩的文學工具，都還妄想用那種久已僵死的文字來做一個新時代達意表情說理的工具。他們都有革新國家社會的熱心，都想把他們的話說給多數人聽。可是他們都不懂得為什么多數人不能讀他們的書，聽他們的話！”說穿了，就是新時代來臨之際，舊文學沒有了讀者。縱然這樣，幾千年綿延而來的舊文學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所以劉炎生又說：“當時的封建守舊文人大都是反對文學革命的，‘斥為邪說’，但裝出‘不屑辯’的樣子，抱著一種讓它‘自生自滅’的態度。”——原來不是不反對，而是不屑一顧。于是我們得見，舊文學在基礎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舊文人對新事物表達了蔑視的輕慢，直至“新文學”勢力坐大，以博取大眾的喜悅而為舊文學掘好了墳墓。

　　網絡文學起源和發展時又如何呢？從1996年網易開通個人主頁始，到1998年臺灣作家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席卷大陸，再到收費閱讀機制出現，網絡文學一步步占領了傳統文學退出之后的大眾閱讀市場——“新文學”如何從曾經的大眾文學變為像被它打倒的“舊文學”那樣的“精英文學”的，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列——直至被數億人閱讀，形成文學史上最為壯闊的閱讀景觀。與當年的“文學革命”不同，由于技術革命的驟然降臨，網絡文學誕生前沒有經過充足的理論準備，她不具備“新文學”發軔之時的“八事”指導，因此在隨后的十幾年間未曾被看破真身，始終籠罩在迷霧之中。以至于當網絡文學成為大眾最主要的讀物時，主流理論界要么視其為“垃圾”，大加撻伐，要么對其掩耳盜鈴，視而不見，真正能夠以公正之心進行理論觀照者屈指可數。要么“斥為邪說”，要么裝做“不屑辯”，讓它“自生自滅”——對這樣的態度，傳統文學是不陌生的，因為百年前它們就曾身受過。不過，正是在精英力量傲慢地忽視它的存在中，網絡文學獲得了信息時代文學的“領導權”，成為真正的主流文學——與“新文學”當年靠著贏得大眾的支持如出一轍，網絡文學通過便捷的閱讀方式、海量的文本和對現實多樣化的反映而為大眾提供精神食糧。這也再一次證明：文藝，只能接受人民的評判與選擇。

　　當今的中國文學，不是百年前的中國文學，并不負有國家革命的責任。但是，在謳歌真善美，弘揚正能量，以及厲行反映與批判的功能上，卻是古今相同的。網絡文學頻遭詬病的文學性差的問題，本身并不是文學本身的問題，而是網絡技術推動下的消費行為影響的結果。這正是理論應該著力之處——通過理論研究和政策建構促進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為信息時代的文學創作和閱讀提供正向的引導力量，這是理論界的責任。我們并不缺乏大眾文學或通俗文學的理論基礎，可見作為大眾文學新的表現形式，如今網絡文學面臨的困境，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態度問題。我曾力邀某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幾位有著深厚學養背景的青年教師參與網絡文學研究，但他們拒絕的原因如出一轍：網絡文學的文學性不強，價值不大，研究論文不能在核心期刊發表。姑且不論這種功利主義的心態，只那種居高臨下的精英姿態就足以說明問題。前面談到，網絡文學一開始就沒有得到明確的理論指導，并未與主流文學和精英文化達成和解，但是，這絲毫不妨礙它的發展壯大。可見，網絡文學是一場擋不住的文學變革。開放性社會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網絡文學也并不因為不受主流重視而夭折。但是，網絡文學無疑需要得到理性的關照，當精英群體對網絡文學的觀念和態度發生改變，放下傲慢與偏見的架子，真正從學理上對網絡文學創作、傳播和接受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并指導實踐之際，就是網絡文學健康發展之時。

　　盡管網絡文學創作和研究現場到處充滿自說自話的紛爭，但是關于網絡文學的基本問題還是在困境中日漸明晰。此前中國作協組織召開的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上，在專家學者和業界人士交鋒之后，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李敬澤以總結發言的形式，發表了對網絡文學基本問題的看法，主要是：明確了網絡文學的指稱范圍，“大概主要就是指在網上生成和閱讀的那些長篇小說”；理清了網絡文學的基本性質和形態，“這就是通俗文學，其基本形態就是類型小說”，由此而指明了評價體系和標準的建構方向。對這些基礎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應該能使本來就為數不多的理論研究之間不至于再現“雞同鴨講”的尷尬，有助于網絡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入，但目前顯然我們對此宣傳的還不夠。

　　李敬澤指出，“我們要放下兩種傲慢與偏見，傳統文學依靠思想和藝術品質對網絡文學抱有傲慢與偏見，網絡文學背靠市場而對傳統文學抱有傲慢與偏見。實際上，它們應該是并行不悖的，他們都能從對方得到重要的支持和營養，構成一個完整、健全的文學生態。”但是，相對于百年新文學的傳統，網絡文學如今還是弱者，是“底層”，網絡文學固然要放下“以錢犯禁”的囂張，但更重要的，是傳統文學要摒棄對網絡文學的傲慢與偏見，而施之以理智和情感，那種“完整、健全的文學生態”才得以形成。